“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两位经济学家，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和复旦大学发展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陆铭教授，分别将目光投向教育和人文领域，独特的视野带来独到的发现。
整理本报记者徐蓓
杰出人才是培养出来的吗
钱颖一
我是一名经济学者，是中国经济五十人论坛、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委员会，今天又有幸成为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我并没有受过教育学的系统训练，所以不熟悉教育学的方法和分析框架，我只是一名教育实践者，所以我就从直观的观察开始。我今天讲对中国教育问题的三个观察。
首先，我们不能完全否定中国教育的成绩。中国过去35年经济高速增长，如果教育完全失败，这是不可能的。不过，肯定成绩是容易的，而肯定到点子上并不容易。我的第一个观察是，中国在大规模的基础知识和技能传授方面很有效，使得中国学生在这方面的平均水平比较高。用统计学的语言，叫做“均值”较高，意思是“平均水平”较高。我是指在同一年龄段、在同一学习阶段横向比较而言，包括小学、中学和大学。这是中国教育的重要优势，是其他发展中国家甚至一些发达国家都望尘莫及的。这从“国际学生测评项目（PISA）”中，上海学生在三个科目（阅读、数学、自然科学）的表现都名列前茅，可见一斑。当然这并不代表中国的平均水平，但是在这个测评中，农民工子女比美国中产阶级子女，艺术院校学生的数学比美国学生平均水平都要强。这确实说明了问题。
我们是如何做到的呢？和民间对教育的投入，中国传统文化对教育的重视，中国学生在学业上花的时间多，都是原因。经济学家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基础教育，通常的度量是教师是否准时上课、学生是否有课本等十分初级的要求。虽然中国的基础教育还存在很多问题，但教师的敬业程度还是令人钦佩的。即使是高等教育，在基础知识和技能的传授方面，按平均水平来看，都是可圈可点的。
这种教育优势对推动中国经济在低收入发展阶段的增长非常重要，因为它适合“模仿和改进”的“追赶”模式，特别是在与“”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让我们看到了先进，加上我们的毕业生基础知识扎实，模仿能力强，挣钱动机更强，员工队伍整齐，就有了很强的执行力，就追赶上来了。这在制造业非常明显。即使是服务业也一样。在引进先进的IT技术和管理流程上，超级市场的收银员、银行的柜台服务、医院的挂号和收费、出入关的检查等重复性、规律性的大规模操作，中国服务人员的速度和精准程度，甚至超过发达国家。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有这方面的体验。
我的第二个观察是，与“均值”高同时出现的另一个现象是“方差”小。“方差”也是统计学的概念。“均值”是衡量一个随机变量的平均数，而“方差”则是衡量一个随机变量偏离平均数的累加起来的程度。简单地说，“方差”小就是两端的人少，出众的人少，“杰出人才”少，“拔尖创新人才”少。我们都知道，杰出人才的出现是小概率事件。如果说“天赋”的分布在不同人种之间没有太大差别的话，那么出现杰出天赋的概率就应该与人口正相关。中国有13亿多人口，但是至今没有中国学者在中国的研究获得诺贝尔科学，这就说明了问题。
我们不用去同发达国家比，与印度的比较更有力，因为两国的人口基数差不多，而且印度的人均收入比中国还低。印度教育的平均水平肯定不如中国，但是它在出现突出人物方面比中国显著。从我自己平常接触到的例子看：全球著名商学院中，哈佛商学院、商学院、康奈尔商学院、大学商学院的现任院长都是印度裔；全球著名大跨国公司中，微软、百事、德意志银行、万事达卡的现任CEO也都是印度裔。但是目前还没有中国人担任这类商学院和跨国公司的CEO。我们不否认中国人才中还相对缺乏创造力、领导力，和影响力。
钱学森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我的直觉是，恐怕这个问题本身就有问题。杰出人才是“培养”出来的吗？也许不是。杰出人才很可能是在一种有利的中“冒”出来的。所以创造，或者说“培育”，远比“培养”更重要。这里有深层次的原因。
我在2010年大学本科生开学典礼上和在2011年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上，都强调了中国学生缺乏好奇心、想象力和性思维能力的问题，这个观点受到广泛认同。好奇心和想象力部分来自天生，至少有一些人是这样，但是后天会把它们磨灭。完全有可能是，受教育越多，好奇心和想象力就变得越少。由此来看，正是我们的教育把人先天的好奇心和想象力给“”了。再加上学生的性思维能力得不到培养，那学生怎么可能有创造性呢？因此，不是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问题，而是我们的学校“”潜在的杰出人才的问题。在好奇心和想象力被，在个性发展受压抑的情况下，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就减少了。结论是，我们培养出的人的“方差”小，不是因为中国人先天“方差”小，而是后天被人为地压缩小了。
“方差”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在发展不同阶段是不同的。在低收入阶段，经济发展主要靠模仿和改进，人才“方差”小无关大局，甚至还是长处，只要“均值”不低。但进入中等收入后，当需要以创新驱动发展时，“方差”小的后果就严重了，因为这影响创新，特别是性创新。这样，我对中国教育问题的第一个和第二个观察，即人才的“均值”高和“方差”小的特点，既能解释中国过去30多年经济发展的成就，又能预示在未来经济发展新常态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如果说在知识和技能上是高“均值”、低“方差”的话，那么我的第三个观察是，在人的素养、价值等方面，我们的问题就是低“均值”、高“方差”。低“均值”是指人的素养的平均水平低；而人的素养的“方差”大，是指太差的人不在少数。这在反腐中出来的案件规模、程度中可领略，多么让人触目惊心，不可思议。知识水平高，很差，这就是钱理群先生讲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中国教育的问题，绝不仅仅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问题，更严重的是造就了不少没有人格底线的人。
这就要来审视我们的人才观了。正因为我们对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有紧迫感，所以就特别重视“才”。这种急功近利的结果呢？不但杰出人才的培养仍是问题，而且轻视对人的素养的培养会造成更严重的社会问题。我们讲人的素养，是一个真正的人所应具备的基本准则，是人格底线。爱因斯坦早就说过：“学校的目标应该始终是：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戴安娜王妃也多次对她的长子威廉说：“你在成为王子之前，先要成为一个人。”他们讲的都是先，再成才。我在2014年经管学院本科生开学典礼致辞中的主题，就是“人”重于“才”，这是因为人不仅是工具，更是目的。因此在我看来，中国教育的首要问题，还不是如何培养杰出人才的问题，而是如何培养真正的人的问题。
（摘自钱颖一教授在“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上的）
什么是新时代的人文
陆铭
中国有一句话：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我们会发现在同样的制度下、同样的社会背景下，人和人的行为是有差异的，这个时候人的行为差异是由什么产生的呢？我想到的是人文。
我是一个经济学家，我认为制度建设常重要的，但同时这些年我一直在强调光重视制度建设是远远不够的，我觉得时下这个社会有三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需要我们去面对，所以我想说说“我们这个时代的三罪”。
这“三罪”指什么呢？第一罪是物质至上；第二个是短视，缺乏长远的社会发展眼光和视野；第三个是缺乏同情心，这里说的同情心不是指关心弱者，而是我们在很多问题的思考上，特别是在制定公共政策上，需要站在别人的角度思考问题。接下来我将通过三个小故事，来诠释我对这三个问题的理解。
第一个故事就是每年学生毕业时一些著名高校热热闹闹的毕业红毯秀。很多人觉得这是一种对毕业生形象的展示，是一种美好的青春展示。但是我认为这件事情非常突出地体现出我们缺乏同情心。为什么这么说呢？毕业红毯秀，它是一个毕业活动，而毕业活动一定要强调每一个学生平等地、共同地参与，因为这个活动传递了活动组织者的价值观。这个活动的组织者有没有考虑过在这个活动中，有些学生可能因为家庭贫困或者因为形象不好，就走不上这个红毯，或者这红毯会使他产生一种自卑感？我认为，如果这个活动是一个大学的活动，那无所谓，因为贫困生或是形象不好的学生可以选择不参加；但作为毕业红毯秀，就一定要强调每一个学生的平等和参与。
我为什么要借用这个事情来讲同情心的问题，是因为这件事情引申出我们在公共生活里缺乏一种思维方式去考虑这个活动对每个参与者的影响。
这虽然是件小事，但接下来我要讲一件比较大的事情，大家看一下是不是这些小事和大事是有关系的。我有一个研究关注的是支出。大家知道在中国经济的发展中，有些愿意把钱花在基础设施的投资上去发展经济，但是在支出的结构中，发展经济的比重一直在提高，而民生，比如科学、教育、文化、卫生等方面的支出比重却往往不高。我的研究课题之一是，在同样的制度背景下，官员的行为和影响是不是一样？我把每个省的省委的学科背景做了个统计，结果发现，如果这个省的省委在读大学的时候读的是人文和社科领域，相比较有些理工科出身的省委，他所领导的那个省的财政支出在结构上更偏向民生，而非经济建设。所以，一开始我们讲红毯秀是件很小的事情，但如果一旦这位大学生在多年以后成为省级领导，掌握一个省的经济发展命脉时，他对政策的导向该会有多大的影响。
第三件事我拉回来讲身边的事。其实，对于公共政策来说，你持有什么样的态度，那就是你的人文的体现。比如说中国现在最热的一个话题是城市化，而城市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户籍制度。当前中国的户籍制度推进得很快，但截至目前，在我们城市的常住人口中仍有30%的人口是没有城市户籍的。有本地户籍的城里人和没有本地户籍的城里人在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很多方面的待遇是不一样的。我在公开的时候，经常听到有些大城市的听众这样说：“现在一些外地人来了，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还有一种是：“我们这样的大城市希望高素质的人才进来，但我们不需要低技能的人来讨生活。”那我们想一想，一个城市的发展能不能离开那些做低端工作的人？比如保安、护工、收垃圾的工人。我们能不能离开他们？事实是我们是离不开他们的。当我们离不开他们的时候，我们有什么理由把人分为两类：一类是有好的社会保障，另一类是没有好的社会保障的？
中国在发展，今天我们已经是一个大国了，世界经济体量第二。十年、二十年以后，如果顺利的话，中国将成为一个发达国家。当中国成为一个发达国家的时候，我们国家的公共政策，包括人民的素质和形象，都要和这个发达国家的地位相衬。
前段时间我和我的家人乘坐游轮到韩国济州岛旅游，我看见在游轮的洗手间里，中国人洗完手，拿纸巾的时候“噌、噌、噌”就是连拿三张。如果没有公共意识，没有那种觉得我们是社会的一份子，需要为世界的和谐作出贡献的意识，那么你在面对国际政策发表意见时，别人就会对你不放心，别人就会觉得你们这个群体不安全，他们会怕你。我们不要永远去责怪制度是否完善，我们应该更多地要求我们自己。只有我们每个人都做好自己，那么这个社会才会更好，等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骄傲地界上说，我们代表的是中国人。
（摘自陆铭教授在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格致出版社主办的“新时代的人文”主题活动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