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需不需要有，最近成了一个挺热的话题。有人说必须有，有人说要有，但要有。当然，更多的人，是反对的。在当今之世，主张，哪怕是有的，都属于上不正确。但是，前一段虎爸狼妈的话题，实际上把青少年教育中的惩罚问题，提上了日程。该有，还是绝对不能有，有到什么程度，是不是需要。这个，绝对是个问题。
私塾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教育模式，大概从孔夫子开始，这种私学，就已经开办了。清末废科举之后，开始衰落，但真正被，则是1949年以后的事儿。尽管如此，某些偏远山乡，甚至一直到21世纪初，还有的私塾。
私塾在清代，是一种普及性的教育模式，几乎没有什么村庄没有私塾的。只要有读过书，能够开讲的人，家里有间空房，就可以开办。而那时的城乡居民，只要家里有男孩子，大抵都会送孩子去私塾读书。富裕人家或者乡绅，可以开办家塾，请水平高的老师来教，自己亲戚的孩子可以来附读。有的族，开办有族学，师资水平也不差。当年鲁迅和胡适读私塾，都属于本族的族学。有些有能力的好心人，也会在本村开办义学，同样可以有能力请到比较好的老师。当年武训办的义学，就是这种东西。当然，更多的私塾，都是三家村学究的家庭小店，老师尽是像洪秀全和冯云山这种不第的童生，甚至比他们还差。就像袁枚在《随园诗话》里说的那样“漆黑卯柴屋半间，猪窝牛圈浴锅连，牧童纵横坐，天地玄黄喊一年”。能教的，也就是“天地玄黄”这种蒙学读物，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而已。多少能识几个字，能读下来的告示，看得懂账本，一切OK了。
但凡私塾，都有。一副戒尺是必须的。有的私塾还备有荆条和，的时候，跟衙门一样，脱了裤子打。无论哪种私塾，什么老师，送孩子上学来的家长，都认可。学生挨老师打，天经地义。对于好些农村人来说，老师打得狠不狠，每每是衡量其教学水平，负责程度的一个标尺。
但是，私塾先生是否，或者得重与不重，要看个人的习惯，也要看学生的程度。一般来讲，程度越高的私塾（收费也高），的力度就越轻。就像三味书屋的寿镜吾先生一样，有戒尺，也不怎么用。胡适先生的那个族学，母亲偷偷塞钱给老师令其给儿子开小灶，小胡适又乖，学习又好，当然也不会挨揍。虽说同样是族学，也有老师用戒尺打人，手背要抵在桌子角上的。当然，一般农村里的三家村学究开的私塾，则学生非不可，有时候，一打就一串，挨个打，打得红肿，几天下不了床。同一个私塾，由于学生接受能力不同，学习好坏各异，接受的程度也不同。总的来说，学习好的学生，挨罚就少。同样，老师水平高，教书技巧也高，就用得少。因为的缘故，学生的也相当激烈，虽说都是暗中算计，但算计得也够狠。比如在老师桌子的抽屉里放条蛇，在老师的茅厕里做手脚，让老师跌进粪坑。
缙绅人家的子弟，从小受熏陶，能接触书籍，所以，对于书籍没有陌生感，接受能力普遍高些，而家里没有只字片纸的农家子弟，对书过于陌生，接受能力多半会低些。入学之后，老师再没有耐心，上来就受挫，越学越就越得难以出息，难免自暴自弃，自己学不好，还调皮捣蛋，先生不打，几乎是不可能的。笔者年轻的时候也在农村小学代过课，如果一点不，或者变相的（告诉家长，让家长揍），课堂就会变成市场和角斗场，课根本没法上。对于这样的学校，可能高明的教育家会有办法，但是，中国的农村，哪里去找这么多高明的教育家呢？
过去的农村，就是一个当家的。私塾这样，家里也是这样。不动粗，有些孩子连认识起码的字都难。即使是现在，有些孩子可以一点都不用，但有一些，却天生自制力差，或者，在成长过程，自制力比较差，如果不的话，也得有些强制，不强制，他们根本管不了自己。一直都不强制，就等于一直，到他长大了，反而会怪老师。
教育是个因人而异的过程，没有一个人的经验可以笼盖其他人，也没有一套方法，可以对付所有人。在儿童的成长过程中，必要的，总是得有的。不好，就得换一种文明一点的方法。因为，总会有那么些孩子，不，根本没办法让他们学会任何东西。新式的，完全没的教学方式，如果放在一个层次特别低的社区的话，就等于有些孩子，基本上是被放弃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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