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人认为，旧时的中原在诸多新兴大省崛起的潮流中，显得呆滞、闭塞，缺少发展的动力。以为中心的整个华北地区，似乎都打上了落后、守旧的烙印。
近来的许多史料显示，在政局安定、灾荒不大的常规时期——1900年以前的河南——虽然比不上江南的富足与生动，但也绝不是铁板一块没有生机的泥沼。相反，那个以农业与贸易为基础的传统世界更接近于人们上的故乡。
四条河流把近世中原与连接在一起。加上自古修建的许多官道（陆），在清明、沉寂的时期，中原与保持着良好的沟通。有四座山脉分别围绕在中原的西北、西南和稍远处的东南部，许多河流就发源于这些山脉的脚下。
在最北部，海河通过山东的临清，进入河南境内，与卫河相连。从明代以来，卫河承担着南粮北运的重任，这里发展出了许多商业重镇。卫河的运输是从明成祖定都后开始的。从那时起，江南漕运或经海运至天津再转运，或经淮上，经黄河，陆运至今郑州、新乡一带，再经卫河入通州到。
黄河横亘在中原的中部，长达900公里。历史上经过多次改道，而1853年从开封以东改道向东北方向，与京杭大运河相连，是最大的一次改道，自那以后，黄河再也没有大的变化。自明代以来的绝大部分时间里，黄河的通航功能并不大，运输任务通常是由其支流来分担的。黄河自郑州向东，往往高出地面好几米，水患也常常着沿岸的农村，因此的工作重点之一自然是减少水患的发生，把黄河治理得当。这个工作一直延续到洋务运动时期，当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发展现代军事力量时，开始减少了对黄河治理的投入。
有“小黄河”之称的贾鲁河，是元代官员贾鲁修通的，源头在新密境内，经过朱仙镇，与颍河汇于周家口，南下到安徽境内，与淮河相连，这是传统世界里的主要贸易通道。
绝大部分中原的商业重镇都是因这些运河而兴起的。北部的道口镇就坐落在卫河河口上。朱仙镇则因贾鲁河的修通而成为明清时期全国有名的四大商业重镇之一。社旗镇是西南部的一个重要市镇，经由湖北进入中原的货物，通常需要借助这里的河流来完成。
不难发现，在道光以前的那段时间里，中原事实上是一个的世界，拥有着发达的水陆交通体系。作为的门户，中原与国家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同时，作为农业大省，它为各地提供了传统工业所需的大部分原料，诸如棉花之类。
在和平年代，村庄是传统社会的基层组织，通常是由众多农户及拥有一些低级的士绅或拥有较大财富的人组成的共同体。从形态上看，乡村社会里建立了较为稳定的里甲制度，通过这种制度实现对地方的治安、税赋管理，而乡绅则是地方上的。
众多的乡村构成一个由近及远的多层次贸易体系。根据施雅坚的研究，最低一级的贸易体系中，农户一般的贸易需要，都可得到满足，它也是农产品、工艺品向上流动的起点和供应小农消费的货物向动的终点。
一个典型的基层集市，是一个约有18个村和1500个农户的核心点。所及范围通常是约50平方公里的六角形地区。施雅坚有趣地提到，通常一名男子到50岁时，在基层集市赶集已达3000次。他与该体系的每一户男子平均至少在同一街道上碰面1000次。
在一个大家都相互熟悉的世界中，确实不容易产生离经叛道的行为，任何人都不敢轻易地大家共同遵守的那些秩序和规则。发达的水运体系有时候会给这些乡村带来新的信息和商品。因贸易而致富的人开始向更大的市镇集中，在城市购置房产，在农村购置土地。
相对于南方的热闹和喧嚣而言，整个华北显得要安静了许多。大型的商业交换发生在市镇，在乡村，人们为改善而努力。和南方的小规模精细化耕作不一样，北方出现了经营地主。这其中就有著名的巩义康家、尉氏刘家。
新兴的商业观念在近世中原要弱于南方。前人笔记常提到北人有些懒惰，不事奇技，这可能是因为不同的地理和制度条件引起的。“豫省民俗，素称淳朴，迥非江浙浮奢可比。但不善经营，别无生财之道，其公私用度，皆藉于地之所产。”
清代皇室开展的圈地运动波及河南。奠定中州学术基础的孙奇逢(1584-1675)就是其中的者。
作为清初三大儒之一，孙奇逢本是直隶容城人（容城县）。顺治时期，清廷在京畿附近的土地大肆圈占，赏给旗人作为采地。孙奇逢的田园和庐墓都被占去，不得已举家避地“南徙至祈州”。
后来流寓在河南辉县之百泉山——即夏峰，此处正是卫河的源头。后人常尊孙奇逢为“夏峰先生”，即由此而来。当时有一位官员叫马光裕(字绳诒，别号止斋)，把自己的田地分送给他。从此，他便在夏峰“疏篱敝席，兀然一榻”，躬耕终老。专注于著书。后来的中州学者多以孙夏峰为。
康熙八年即1669年始，清廷在以为中心的方圆500里内开展了持续25年的圈地运动，圈占土地153467顷，顺天府（即）82.2%的土地被圈占。
包括河南在内的华北地区由此发展出了大规模的庄园制经济。这和南方的小规模精耕细作有很大的不同。以京畿地区为主的华北，多是官僚地主的田产，他们还担心一旦北方农业发达起来，朝廷会减少东南漕运，而漕粮于北方。
巩义康家和尉氏刘家那样的富豪，是比较少见的，但其致富的径与南方商同小异。刘家的第七世祖夫妇以经营豆腐而颇聚家财，其子刘致中于乾隆三年成为进士，后来成为直隶大名道的官员。
有了背景后，刘家开始购置土地，在豆腐生产的基础上，又开设米行、布行、钱庄。刘致中的长子刘壮在1774年考中进士，任南城兵马司粮马通判，1810年次子刘恒也中进士，任湖北督粮道。
到了清末，刘氏家庭拥有48万亩良田，占尉氏县可耕良田的一半，刘氏的生意遍布，从到广州，开设的商铺近千家，仅当铺、钱庄、银号就多达一百多家，成为显赫一时的中州第一富户。曾任广东巡抚的安阳人马丕瑶家，后来将其女马青霞嫁到刘家，是为霞，辛亥时杰出的时代女性。
安阳马家在近世中原的转变中拥有相当重要的地位。马丕瑶的儿子马吉森兴办了河南早期的近代煤矿——六河沟煤矿，后来又成为北洋实施实业计划的重要力量。一本通俗小说中就曾描述了马家和刘家的联姻在阻击英日等外来资本入侵河南时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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