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鲁格曼:美国以外的人对于美元所起的作用感到非常不满,这并不是美国希望看到的结果。世界并没有一个真正的国际货币体系。没有人要求你以美元作为该国的外汇储备货币,还有欧元、日元,为什么中国不选择这些货币作为储备货币呢？这要问中国外汇储备方面的官员,这并不是美国人的决定,这是中国人的决定。
夏斌:为什么美国主流经济学家老是引导我们讨论中美贸易汇率的问题？为什么不引导去研究去改组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危机的根本原因是界不平衡的情况下,美元过度发挥了作用,实际上是以美元为主导的制度的问题。所以,这一轮全球经济失衡,美国要负责任。
既然看到这轮危机根本性制度性的原因,世界的经济学家应该认识到在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治理结构中,为什么美国老是一股独大,美国一否决,整个决议就形不成。通过这轮金融危机的教训,首先要把它改过来,这不仅仅是为了中国的利益,更是为了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
克鲁格曼:对于IMF化进程我常赞成,美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间的一股独大,也常好笑的。IMF的治理结构应该需要进行一些调整,让发展中国家获得更多的代表权,这没有什么问题,要求这个体系进行以反映现实,这也是没有问题的。但这和美元的角色作用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的决定。
24岁做出汇率危机的基本模型;38岁获得了专为杰出中青年学者而设立的“克拉克”;55岁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出版超过20本著作,发表了200余篇专业论文……毫无疑问,保罗·克鲁格曼头上顶着一打。5月10日,克鲁格曼访问中国。四天旋风式造访、上海、广州三地,所到之处无不刮起一股强劲的“克鲁格曼”旋风。
5月11日,克鲁格曼在此次中国之行的第一站,提出了“中国汇率导致巨大贸易顺差”的观点,与到场的中国专家掀起一场论战,以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为代表的国内专家无一例外地对这一说法予以。第二天的上海之行则使论战继续升级,克鲁格曼继续己见,引起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周林、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纷纷辛辣回应。这使得到场的以严介和为代表的企业家感慨地说:“克鲁格曼不懂中国。”对此,克鲁格曼不置可否,他说:“很多人不同意我的观点,我已经习以为常了。我知道说到汇率问题,大家就容易激动,我觉得这是好事情,至少说明我的讲话不至于很无聊。”
克鲁格曼的经历很能说明他为什么具有如此鲜明的个性。1953年他出生于美国纽约,住在长岛这个有名的美国富人区,他的家庭是犹太裔中产阶级。从约翰·F·肯尼迪高中毕业后,他进入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学习经济学。大学二年级,他关于汽油的价格和消费的文章被著名经济学家诺德豪斯欣赏,立即被召为其助手。攻读完博士学位后,克鲁格曼赴耶鲁大学任教。
1987年,克鲁格曼开始写出大量高质量的论文,并开辟了一个新的经济学领域——新贸易理论。这些成就使他获得了约翰·贝茨·克拉克——这一项每两年一次颁发给美国40岁以下杰出的经济学家。1988年,克鲁格曼出版了《期望减少的年代》一书,在美国引起轰动。他与奥伯斯法尔德合著的《国际经济学》也成为大学和贸易公司的标准教材。期间,克鲁格曼发现了经济地理学这一课题,并使这个课题发展成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取得很大的研究。
1992年,克鲁格曼在电视上的经济给克林顿竞选总统带来极大帮助,但是令跌眼镜的是克林顿在执政之后并没有启用他担任总统经济顾问,而是选择了伯克利大学的女经济学家泰森,原因就在于克鲁格曼的性格过于刚直,在和学术界都得罪了不少人。克鲁格曼自己的解释是:“从性格上来说,我不适合那种职位。你得会和人打交道,在人们说傻话时打哈哈。”
目前,克鲁格曼在普林斯顿大学任经济学教授,同时还是《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被誉为凯恩斯之后文笔最好的经济大师。但其犀利的作风依旧,在出访中国前,他又因为毫不留情地了奥巴马的金融救助措施,成为美国《新闻周刊》的封面报道,称他是奥巴马的“诺贝尔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