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汇网资讯随着认识的加深和人才的更迭，宏观经济学的研究从最初出现的简单到现在的完善。本文主要描述了宏观经济学的简史，以及常用宏观经济学理论的演进过程，对于我们了解宏观经济学、学习宏观经济学有很大帮助。
将宏观经济学带到，并不是为了提出和检验优美的理论，而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N·格雷戈里·曼昆
经济学家总喜欢摆出科学家的姿态。我知道这样，因为我自己就是那样。当我给大学生上课时，我有意将经济学领域描述为一门科学。我的物理系同事也许觉得好笑，因为我们将他们看作表兄弟。但我们会很快提醒那些听众：经济学家构造理论，要用缜密的数学、收集个体和总体行为的大量数据、采用最为复杂的统计技术，来得到没有和意识形态影响的经验判断。
当我在美国经济努力摆脱衰退时，用了两年时间在作经济顾问后，我注意到，宏观经济学并不是作为一门科学产生的，而更像是一种工程学。将宏观经济学带到，并不是为了提出和检验优美的理论，而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况且，它带来的问题，并非合乎尺寸。它带给我们的问题，譬如1930年代大萧条，是史无前例的经济衰退，包括收入如此令人沮丧、失业如此普遍，以至于可以毫不夸张地讲，资本主义的可行性受到了质疑。
本文描述宏观经济学的简史，以及我们所学会的理论的演进过程。我的前提是，两类宏观经济学家的努力，促进了该领域的演进，此即那些将该领域理解为一种工程学的宏观经济学家、以及那些更愿意视之为一种科学的宏观经济学家。工程师首要的是解决问题。
相反，科学家的目标是理解这个世界是如何运作的。宏观经济学家研究的重点在这两种动机之间随着时间而变化。早期的宏观经济学家是试图解决实际问题的工程师，后来几十年的宏观经济学家则对发展分析工具、建立理论原理更感兴趣。然而，这些工具和原理，在寻找得以应用的方式方面，则非常慢。
随着宏观经济学的演进，一个反复出现的话题是科学家与工程师之间的相互作用——有时是生产性的、有时不是。宏观经济学在科学和工程之间的重大分离，应该是我们所有这些在该领域工作的人面对的令人惭愧的事实。
为了避免任何歧义，在故事开始时我应该指出，我所讲的事情并不是一个好孩子和坏蛋的故事。不论是科学家还是工程师都不能认为在上高人一等。这个故事同样也不是深刻的思想家和头脑简单的水暖工的故事。通常，科学教授在解决工程问题时，并不比工程教授在解决科学问题时做得更好。不论在哪一个领域，尖端的问题很少成为问题，智力挑战也是一样。
正如这个世界既需要科学家又需要工程师一样，两种思维模式的宏观经济学家都需要。不过，我还是相信，如果宏观经济学家始终记住他们的领域具有双重角色，那么该学科的进展将更为顺利、更卓有成效。
“宏观经济学”一词首次出现在学术文献是在1940年代。可以肯定的是，宏观经济学的主题，即通货膨胀、失业、经济增长、经济周期、货币和财政政策，长期以来激起了经济学家的兴趣。例如，18世纪，大卫•休谟（1752年）讨论了货币投入的短期和长期影响；在许多方面，他的分析看起来很象人们在现代货币经济学家或中央银行的分析中看到的东西。
1927年，庇古出版了以《产业波动》为题的着作，试图对经济周期提供解释。尽管如此，宏观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特而又活跃的研究领域，却是在大萧条的阴影下出现的。没有任何事象危机那样引起人们的关注。
大萧条对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33年，美国失业率达到了25%，线%。同这次海啸相比，美国经济之后的所有波动，都是平静海面上的涟漪。该领域杰出经济学家的自传体文章，比如劳伦斯•克莱因、弗兰克•莫迪利亚尼、保罗•萨缪尔森、罗伯特•索洛、以及詹姆斯•托宾，都大萧条是其职业生涯中的一个重要激励事件（Breit and Hirsch, 2004）。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通论》，对于如何理解这些发展，是专业讨论的焦点。上述五位诺得主均从第一手经历中了这一点。托宾记录了他在哈佛大学时的下述反应，他在1930年代末和1940年代初是那里的一个学生：“年长的教师基本是反对的……年轻的教师和研究生则对凯恩斯的书充满热情。”正如通常情形那样，对于新思想的冲击，年轻人比年纪大的人更有眼光。
凯恩斯和马歇尔，在1930年代是经济引用最多的经济学家，在1940年代是仅次于希克斯之后获第二多引用的经济学家（Quandt,1976）。这种影响持续了许多年。在1966年至1986年期间，即使凯恩斯在期初就已去世了二十年，但他在获得引用方面仍排在第14位（Garfield,1990）。
凯恩斯不仅影响了经济研究，而且影响了教学。萨缪尔森的经典教科书《经济学》初版于1948年，其组织结构反映了他察觉到对于入门者应提供什么样的专业知识。供给和需求，现在我们在向新生讲授经济学时处于核心；在608页的教科书中，直至第447页才引进来。
最先讲的是宏观经济学，包括财政政策乘数、节俭悖论等概念。萨缪尔森写到（第253页）：“尽管这种分析的大部分，应该归功于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但目前，其广大的基础被所有学派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所接受。”
当现代的经济学家阅读《通论》时，其经历既令人兴奋、又令人沮丧。一方面，该书是伟大思想应用于社会问题的着作，其流行性与深远影响毋庸置疑；另一方面，尽管尽管此书的分析是广博的，但它看起来似乎在逻辑上并不完整。太多的线条仍悬在那里。读者会不停地问，将所有部分联结在一起的经济模型是什么？
于是，在凯恩斯出版《通论》不久，一代宏观经济学家通过将他宏大的理论转换成更为简单、更为具体的模型，来回答这一问题。其中，最早、也是影响最大的尝试，是33岁的约翰•希克斯（1937年）提出的IS-LM模型。其后，26岁的弗兰克•莫迪利亚尼（1944年）拓展并更为充分地解释了模型。
至今，IS-LM模型仍是对凯恩斯的解释中，在中级水平的宏观经济教科书中最广泛使用的模型。IS-LM模型的一些凯恩斯主义者抱怨，该模型过度简化了凯恩斯在《通论》中的经济观点。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是对的。不过，简化和过度简化之间的界限通常是不明确的。
当希克斯和莫迪利亚尼等理论家，对凯恩斯主义模型进行发展，以适于课堂教学，克莱因等计量经济学家则致力于更具应用性的模型，使之能够分析数据和用于政策分析。随着时间的推演，为了变得更为现实，这些模型变得越来越大，逐渐包括了数百个变量和方程。
到1960年代，已经有了许多竞争性的模型，它们中的每一个都以当时最出色的凯恩斯主义者的投入为基础，比如同克莱因相联系的Wharton Model、同Otto Eckstein相联系的DRI模型（Data Resource, Inc.）、同Albert Ando和Modigliani相联系的MPS模型等（MIT-Penn-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等。这些模型被广泛用于预测和政策分析。MPS模型多年来由美联储，并成为FRB/US模型的前身，后者至今仍被美联储的员工和使用。
尽管这些模型的细节不同，但它们之间的相似性远比其差异显着。它们从根本上都拥有凯恩斯主义结构。在每一个模型的背后，模型构造者的脑海中都有一个同今天讲授给大学生的同样的简单模型：将金融条件和财政政策同P的各组成成分联系在一起的IS曲线，决定利率（作为令货币供给与货币需求均衡的价格）的LM曲线，以及描述经济中的价格水平如何随着时间而变动的、某种形式的菲利普斯曲线.
作为一种科学，《通论》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它所激发的，吸引了当时许多最优秀的年轻学者。他们的丰富，为理解短期经济波动提供了新的方式。作为对于这些事件的反应，萨缪尔森（1988）做出了简洁的总结：“凯恩斯，是20世纪的经济科学的最重要事件。”他那一代的许多经济学家，均持有这种看法。
不过，凯恩斯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科学性的进展。在很大程度上，凯恩斯和凯恩斯主义的模型构建者，具有工程师的视角。他们受现实世界中问题的激发，且一旦他们建立了理论，他们就迫不及待地将它们付诸于实践。直至1946年去世，凯恩斯本人深深地卷入到政策的提供。
早期的美国凯恩斯主义者亦是如此。托宾、索洛和埃克斯坦（Eckstein）在1960年代都用了一定时间，离开学术研究，在经济顾问委员会工作（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1964年最终通过的肯尼迪减税方案，在许多方面都是新出现的凯恩斯主义共识、以及体现这种共识的模型的直接结果。
到1960年代末，凯恩斯主义共识开始出现裂缝。这些裂缝最终会成长为裂痕，或许最终导致宏观经济学共识的，并削弱主流经济计量模型的自信。面对这种处境，对于经济的更古典的观点会重新出现。
新古典经济学的第一波是货币主义，其最着名的支持者是米尔顿•弗里德曼。弗里德曼（1957年）对永久性收入的早期研究，并不是直接针对货币和经济周期，但它确实对经济周期理论有潜在影响。它部分是对凯恩斯主义消费函数的一种，而后者为财政政策乘数提供了基础，它是凯恩斯主义理论和政策处方的关键所在。如果正如弗里德曼的理论所表明的那样，暂时性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很小，那么财政政策对均衡收入的影响，将比许多凯恩斯主义者相信的那样小得多。
弗里德曼和施瓦茨（1963年）的“美国货币史”同经济周期有更早直接的联系，它同样削弱了凯恩斯主义的共识。绝大多数凯恩斯主义者把经济视为天生不稳定的，不断受到不断变化的投资者“动物”的打击。弗里德曼和施瓦茨认为，经济不稳定性不应该归结为私人部门的行为，而应该归结为货币政策的。
其弦外之音是，政策制定者如果遵循简单货币规则、而不损害之，他们应该为此感到满意。尽管弗里德曼的关于货币总量稳定增长的规则，今天很少有人遵循，但它却是目前世界许多央行为之努力的通胀目标制的前驱。
弗里德曼在1968年的美国经济协会就职，以及费尔普斯（Phelps, 1968），将目标对准凯恩斯主义模型中的最脆弱联系纽带：菲利普斯曲线关于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的交替关系（trade-off）。即使没有凯恩斯本人的认可，但至少从萨缪尔森和索洛（1960年）开始，某种形式的菲利普斯曲线就已成为凯恩斯主义共识的一部分，萨缪尔森和索洛认识到了这种交替关系的理论脆弱性，他们的论文补充了关于长期交替关系和短期交替关系为何不同的。
但后来的文献过于轻松地忘记了所有这些。菲利普斯曲线为完成凯恩斯主义模型，提供了方便的方式，而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模型在解释“为什么价格不能令市场均衡”和“价格水平如何随时间调整”等问题时总是遇到困难。
弗里德曼认为，在可以应用古典理论和货币为中性的长期，通胀和失业之间的交替关系将不再成立。数据中之所以出现这种交替关系，是因为在短期，通胀通常是预料之外的，而预料之外的通胀能够降低失业。弗里德曼认为的特定机制，是工人的货币。对于宏观经济学的发展来说，更重要的是弗里德曼将预期置于舞台的中心。
它为第二波的新古典经济学——“预期”——提供了准备。在一系列极具影响力的论文中，罗伯特•卢卡斯拓展了弗里德曼的观点。在他的“经济计量评估：一个”中，卢卡斯（1976）认为，由于主流凯恩斯主义模型没有认真考虑预期，因而在政策分析方面没有用处；其结果是，对于构成这些模型的、估计的经验关系，如果实施的是另一种政策，则这些关系很可能不再成立。
卢卡斯（1973）还提出了一种基于不完全信息、预期和市场出清假设的经济周期理论。在该理论中，只有在令人们预料不到、并引起他们混淆相对价格的条件下，货币政策才起作用。巴罗（1977）提供的显示，该模型同美国时间序列数据一致。萨金特和华莱士（1975）指出了其关键的政策含义：由于不可能系统地出乎的人们的意料之外，故旨在稳定经济的系统的货币政策注定会失败。
第三波的新古典经济学，是Kydland & Prescott (1982)和Long & Plosser (1983)的真实经济周期理论。正如弗里德曼和卢卡斯的理论一样，这些理论同样建立在下述假设之上：价格瞬时调整以实现市场出清——它同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化存在完全的不同。不过，同新古典们不同的是，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在解释经济波动时，忽略了货币政策的任何作用。而是将重点转向技术随机冲击的作用，以及这些冲击引起的消费和闲暇的跨期替代。
作为三波新古典经济学的结果，宏观经济学领域变得越来越严谨、越来越同微观经济学中的分析工具密不可分。真实经济周期模型是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理论的具体的（specific）、动态（dynamic）的例子。事实上，这也是他们的主要卖点之一。随着时间的发展，这些研究的支持者回避了（backed away from）经济周期由同货币因素向对立的真实因素驱动的假设，并开始强调他们的研究在方方面的贡献。
今天，许多来自于新古典传统的宏观经济学家，乐于向凯恩斯主义关于粘性价格的假设让步，只要该假设嵌入的是在下述方面适度严谨的模型：模型中的经济主体是的（rational）和前向的（forward-looking）。由于强调重点的上述变化，相应的术语也在不断演进，现在这类研究通常贴士“动态随机一般均衡”理论的标签。不过，我将比这个故事领先一步。
三波新古典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涌现之时，它们的一个目标是：不论在科学方面还是在工程方面，削弱旧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的基础。在他们的论文“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之后”中，萨金特和卢卡斯（1979）写到，“在政策方面，核心的事实是：凯恩斯主义政策，在科学的意义上，比非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甚至经济学家之外的人士，缺乏更为合理的基础。”
尽管萨金特和卢卡斯认为凯恩斯主义工程学以有缺陷的科学为基础，他们亦知道新古典学派迄今仍没有一个能够提交给的模型：“我们考虑将最好的现有均衡模型，作为更好的、未来的模型的原型；我们希望它将表明在形成政策方面能够取得实际用途。”他们还冒险说，“如果我们幸运”，这种模型将在“10年之内”可以得到。稍后，我将重新回到“上述推测是否如他们所愿那样发展而成”这个问题。
正如这些引文表明的，那些从事新古典运动的经济学家，并没有为他们的意图感到羞愧，亦没有为他们的成绩感到谦卑（were not shy about their intentions or modest about their accomplishments）。在1980年题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一文中，卢卡斯甚至提出了一个更为坦率的看法：“人们不可能找到少于40个好的经济学家，将他们或他们的标榜为‘凯恩斯主义’。
确实，如果称之为‘凯恩斯主义’，人们甚至会感到恼火。在学术研讨会上，人们不再认真对待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化；听众开始彼此吹口哨或窃笑。”不过，就在卢卡斯兴高采烈地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写悼词的时候，该专业已开始迎接“新凯恩斯主义”一代。
在经济周期方面被凯恩斯主义方法所吸引是经济学家，很久以来就在微观基础问题上受到。确实，克莱因在1946年的一篇文章中（最早使用“宏观经济学”一词的文章之一），开篇提及：“许多新近对于经济体系构建的数学模型，尤其是经济周期理论，同个体家庭或企业的行为（必须以经济行为的全部理论为基础）有密切的联系”。
在某种程度上，所有现代经济学家都是古典经济学家。我们向我们的学生讲授最优化、均衡和市场效率。如何调和对于经济的两种观点，即一个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和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供求曲线、一个是凯恩斯对遭受有效总需求不足的经济的分析，自宏观经济学开始成为一个的研究领域以来，就是一个深邃的、但不断受到困扰的问题。
早期的凯恩斯主义者，譬如萨缪尔森、莫迪利亚尼和托宾，认为他们在有时称为“新古典－凯恩斯主义者综合”的观点中，得到了调和。这些经济学家相信，斯密和马歇尔的古典理论，在长期是正确的，但看不见的手在短期则会象凯恩斯描述的那样陷入瘫痪。
时间长短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一些价格（最显着的是劳动力价格）随着时间缓慢地调整。早期凯恩斯主义者相信，古典模型描述的是经济逐渐向其演进的均衡状态，但凯恩斯模型则为可以将价格合理地视为既定的时间段的任何时刻的经济，提供了更好的描述。
新古典－凯恩斯主义综合（neoclassical-Keynesian synthesis）是合乎逻辑的，但同时也是模糊和不完整的。对于这些缺陷，新古典经济学家的反应是综合和重新表述，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则认为，有许多东西应该保留。
他们的目标是利用微观经济学的工具，为早期凯恩斯主义者实现的令人不安的，提供更多的缜密性。新古典－凯恩斯主义综合，很像1940年代建造的房屋：新古典经济学把它视为过时的体系，并得出了必须拆除的结论，而新凯恩斯主义则欣赏其古老的工艺，并把它作为重建的机会而热烈拥抱。
可以恰当地称之为“新凯恩斯主义”的第一波研究，是对一般均衡的研究（Barro and Grossman,1971和Malinvaud,1977）。这些研究旨在利用一般均衡分析工具，来理解当市场不能出清时的资源配置的结果。工资和价格被视为给定的，分析重点放在：一个市场不能出清，如何影响相关市场的供给和需求。根据这些理论，一个经济能够确定它自身处于几种体系（regime）下的哪一个，而这取决于哪一些市场正在经历过度供给、哪一些市场正在经历过度需求。
最为有趣的体系（在能最好地对应于我们在经济衰退期间所能观察到的现象的意义上）是所谓的“凯恩斯主义”体系；在该体系中，产品市场和劳动市场均表现出过度供给。在凯恩斯主义体系中，失业率增加的原因，是劳动需求太低，以至于不能现行工资下的充分就业；劳动需求之所以低，是因为企业不能在现行价格下卖出它们所希望的销售量；对企业产品的需求之所以不足，则是因为许多消费者处于失业状态。经济衰退和经济萧条，源于需求不足的恶性循环，而刺激需求可以产生乘数效应。
新凯恩斯主义研究的第二波，旨在探索如下问题：在不存在市场出清假设的情况下，如何将预期概念引入模型之中。在某种程度上，这项研究同下述问题有关：通过表明系统的货币政策如何能够在预期的情况下稳定经济，来回应萨金特和华莱士关于货币政策无效性的结论（Fischer, 1977）。
从某种程度上讲，它主要受下述研究的激发：如何寻找到经验上现实可行的通货膨胀动态模型（Taylor, 1980）。这项研究的致命缺陷（Achilles heel）是：它需要假定某种形式的劳动合同，尽管从经验基础方面可能是合理的，但很难同微观经济理论相一致。
由于凯恩斯主义传统，过于依赖“工资和价格不能实现市场出清”的前提，因此，新凯恩斯主义研究的第三波，旨在解释为何会这样。它们采用了各种各样的假设。比如：企业在选择改变价格时面临“菜单成本”；企业向工人支付高于市场出清水平的“效率工资”，以提高工人的生产率；以及工资和价格的制定偏离完全等。
曼丘（1985）和阿克洛夫与耶伦（1985）指出，在企业具有市场影响力（market power）的情况下，针对价格调整所进行的私人成本收益计算和社会成本收益计算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因而粘性价格的均衡可以是私人（或近似）的、而社会方面则是高成本的。
Blanchard和Kiyotaki（1987）表明，私人激励和社会激励之间的这一差异，部分源于总需求的外部性：当一个企业减价时，它提高了真实货币余额、从而提高了对所有企业的产品的需求。Ball和Romer（1990）表明，真实刚性和名义刚性之间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因此，旨在避免相对价格变动的任何动机，都将加剧名义价格的惰性。
回顾起来，上述各种新凯恩斯主义研究，都比它们当时看起来的那样，更具相关性和互补性，即使对从事上述研究的人们来说亦是如此。例如，把一般均衡的早期研究视作思一条是有吸引力的——这类研究通过假定预先设定的价格，为自己播下了的种子。事实上，目前的阅读清单已很难看到这类研究。然而，当价格不会即时变动以平衡供给与需求时，人们可以看到同“经济如何运转”相关的思想的进展。
例如，对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第一波和第二波之间的关系，它们非常有趣、但很少被人注意到。具体而言，人们可以把第三波视为第一波所凸显的凯恩斯主义体系的核心内容的构建。当企业拥有市场影响力时，它们索要一个超出边际成本的价格，从而它们总是希望在现行价格下卖得更多。
在某种意义上，如果所有的企业都具有某种程度的市场影响力，那么产品市场通常会处于过度供给状态。产品市场的这一理论，通常同具有高于均衡工资的劳动市场理论相联系，比如效率工资模型。在这种情况下，广义的超额供给的“凯恩斯主义”体系，并不仅仅是经济的一种可能结果，而是一种典型的结果。
在我看来，上述三波凯恩斯主义研究，意味着对于短期宏观经济现象，关于看不见的手的失效的一种内在一致的微观经济理论。我们理解了存在价格刚性时市场如何相互作用、预期能够扮演的角色、以及价格制定者在选择是否改变价格时所面临的激励。
作为一门科学，这些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尽管我作为参与者，不能声称是完全客观的）。这些研究并不是性的，但这并不是它的本意。相反，它是一种“”：它们的目的是面对新古典的，试图扞卫新古典－凯恩斯综合的精髓。
这些研究作为“工程”是否同样取得了成功呢？它能够帮助政策制定者设计出对付经济周期的更好政策吗？我在这里的判断是，肯定性必定很少——我一会儿还会回到这个主题。
不过，显而易见的是，新凯恩斯主义者从秉性上看，比那些在新古典传统下进行研究的经济学家，更愿意成为宏观经济的“工程师”。在新古典学派的领军人物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据我所知）曾经离开学术界、并在公共政策部门担任重要职位。
在上述经济学家中，前四位在克林顿时代就职于，后四位是在布什时代。新古典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的分界线，从根本上讲并不是上的左与右；在更大程度上，而是纯科学家和经济工程师之间的分别。
长期经济增长的理论和经验，超出了本文的论述范围，但值得指出的是：这些主题在1990年代吸引了宏观经济学家的大部分注意力。这方面的研究令人们的关注焦点，偏离了短期波动，而自半个世纪前宏观经济学诞生以来，短期波动就主导了宏观经济学领域。
之所以会出现增长成为主要研究领域现象，有几个原因。首先，保罗•罗默（1986）和其它学者的一系列论文，对于经济学中毫无疑问是最引人注目之一的主题，即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巨大差距，提供了一组新的思想和分析工具。第二，新的跨国数据变得可得，并使得系统考察各种理论的有效性成为可能（Summers and Heston,1991）。第三，美国在1990年代经历了有史以来最长的扩张期。正如早期凯恩斯主义吸引人的原因，在于它同国家的健康直接相关，1990年代的经济意味着，对于那一代的学生来说，经济周期不再具有明显的现实重要性。
当然还有第四个、也是有些累赘的原因，来说明为什么1990年代的宏观经济学新秀被长期增长而非短期波动所吸引：此即新古典与新凯恩斯世界观的紧张关系。当新古典经济学家的领军人物卢卡斯“人们已经不再将凯恩斯主义理论当作一回事”时，凯恩斯主义的领军人物同样高人一等地对待他们的新古典同行。
索洛（1980）在他的AEA任职中，将新古典经济学家通过假设排除工资和价格刚性的存在性记忆市场不能出清的可能性，称为“愚蠢的约束”。他指出，“我记得曾经读过，长颈鹿究竟如何通过何种方式向头部供应充足的血液，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理解；但很难设想，任何人可以据此得出长颈鹿并没有长长的脖子的结论，”
几年后在Arjo Klamer（1984）所做的中，卢卡斯评论说：“除了开玩笑，我并不认为索洛曾经试图解决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在同部着作的中，索洛解释了他为何不愿意接触新古典经济学家的原因：“假如一个人走过来，在我正在坐着的地方坐下，并向我他就是波拿巴•拿破仑。我愿意同他谈的最后一件事，就是讨论奥斯特利茨战役中的骑兵战术的细节。如果我确实那样做了，那么我就是默认参与了他是波拿巴•拿破仑的游戏。”
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些争论反映了领军学者在对研究目标的看法方面存在差异。卢卡斯似乎是在抱怨，索洛不懂得欣赏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所能提供的更严谨的分析；索洛似乎是在抱怨，卢卡斯并不重视其市场出清假设所存在的显而易见的非现实性。他们每个人都各有道理。从科学的立场看，新古典提供的更严谨的分析更为吸引人；但从工程的立场看，新加的严谨的成本太大，似乎到了难以承受的程度。
我之所以详细论述上述争论，不仅是因为它反映了科学家和工程师之间的基本对立，而且是因为它有助于解释未来一代经济学家所做出的选择。思想巨头之间的这些“刻薄话”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更多地是以下述方式：围绕着挥拳斗殴的酒吧顾客，不断那些参与者）。不过，它对于宏观经济学领域是无益的。毫不奇怪的是，许多年轻的经济学家，选择将注意力从经济波动转向其它主题，而避免在这些争论中站在哪一边。
有一句古老格言，称科学进步是一个葬礼接一个葬礼。今天，受益于预期寿命的增加，更准确的说法（如果不是太生硬）应该是：科学进步，是一个退休接一个退休。在宏观经济学领域，随着老一代主要学者的退休或接近退休，他们已经被年轻一代的宏观经济学家代替，而这年轻一代宏观经济学家采用的是更有礼貌的文化。
如同上一代的新古典－凯恩斯主义综合，新综合试图将它之前的竞争性方法的力量揉合在一起。从新古典模型中，它取用了动态随机一般均衡理论的方法。偏好、约束和最优化是分析的起点，且分析以这些微观经济基础展开。从新凯恩斯主义模型中，它取用了名义刚性，并利用名义刚性来解释，为什么货币政策在短期具有真实效应。
最常用的方法，是假定间歇性调整价格的垄断竞争企业，从而导致了有时称为“新凯恩斯主义菲利普斯曲线”的价格动态。新综合的核心是，将经济视为一个因价格粘性（以及或许各类其它市场不完美）而偏离帕累托最优的动态一般均衡体系。
人们不禁将这种共识的出现，描述为巨大的进步。在某些方面，它确实是；不过，同样也存在不怎么乐观的方面。也许，发生的一切与其说是一种综合，不如说是智力战斗的一种休战，以及双方保全面子的撤退。不论是新古典还是新凯恩斯，都可以关注这一新综合，并某种程度的胜利，而同时忽略隐藏在表面之下的深刻失败。
这一新综合的核心（具有名义刚性的动态一般均衡体系），恰好是人们可以在早期凯恩斯主义模型中看到的。例如，希克斯提出的IS-LM模型，就是试图将凯恩斯的思想放进一般均衡的框架之中（回忆一下，希克斯与阿罗因对一般均衡理论的贡献，共同分享了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
克莱因、莫迪利亚尼和其它建模者，过去曾经试图将一般均衡体系用于数据、以设计出更好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新综合捡起的研究对象，正是1970年代在新古典的要求下、学术界所丢弃的东西。
作为事后诸葛亮，显而易见的是，新古典经济学家承诺的东西远远比他们能提供的多。他们声称他们的目标，是抛弃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化，代之以市场出清模型，而新模型能够令人信服地用于数据、进而用于政策分析。若以此为标准，他们显然是失败的。
相反，他们有助于发展一系列分析工具，而这些工具目前已被用于提出另一代假定价格粘性的模型；这种模型，在许多方面与新古典所的模型相似。
在这里，新凯恩斯主义可以声明一定程度的平凡。新综合抛弃了被索洛称为“愚蠢的约束”、以及新凯恩斯主义通过对粘性价格的研究而旨在的“市场出清假设”。不过，新凯恩斯主义也应该收到，因为他在新古典的下，追求一种结果是过于抽象、现实性不足的研究。对于新凯恩斯主义的研究，克鲁格曼（2000）提出了如下评价：“现在人们能够解释价格粘性如何‘会’发生。
不过，对于它何时发生和何时不发生的有用预测，或建立起从菜单成本到真实菲利普斯曲线的模型，看起来仍然没有很快出现”。即使作为沿此方向进行研究的支持者，我不得不承认，这种评价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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