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18年，与去年初相比，大家对中国宏观经济多了一点自信。去年此时大家都觉得经济形势有点悲观，没想到这一年还不错，所以今年承接去年经济走好的这样一个格局，大家比较乐观一些。
首先谈一下中长期走势。我们在理解短期经济形势，比如说某一年经济形势的时候，首先是把它放在一个中长期的大框架里来看，看它在大的时期里处于什么地位，或者在一个长的经济周期里处于什么环节，然后再看这一环节上经济有什么情况。在我看来，影响中国经济中长期的因素有以下几个：第一是人口和劳动力，第二是价值观，第三是，第四是技术进步，第五是、资源压力。
首先是人口和劳动力。中长期经济走势的研究，一般是围绕一个国家的生产能力来展开。一个国家的生产能力被称作“潜在产出”，而潜在产出的增长率就是所谓的“潜在增长率”。一个经济体的生产能力取决于技术水平和可用资源，可用资源包括劳动力、资本、自然资源等。一般情况下，对一个国家来说自然资源不太能变动，所以一般不考虑，而只考虑劳动力和资本两个方面。
中国的劳动力和人口走势是怎样的呢？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主要是人口和劳动力的新常态，人口和劳动力形势发生了变化，大概2003年开始，中国已经出现劳动力短缺。劳动力短缺最终由工资上涨实现均衡，工资上涨，企业愿意雇佣的数量就少了，愿意工作的人也多了，这样就使得劳动力市场达到均衡。随后，2011年中国劳动力到达峰值，也就是最高点，然后开始减少。这几年劳动力人口每年减少300多万。
从2022年开始，中国将进入劳动力迅速下降的时期，每年大概会减少1000万。从2022年到2030年9年时间，中国的劳动力将总共减少差不多1个亿。按照我的测算，从2022年开始，光劳动力负增长这一项就将使得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下降0.65个百分点。与劳动力减少相伴而来的是老龄化，这将使中国的技术进步率下滑，因为任何一个经济中最具有创造性的都是年轻人。同样随着老龄化整个国家的储蓄率会下降，因为退休的人一般是净消费者。储蓄率下降，可用于投资的钱就少了，所以资本增速也会降下来。于是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减少合在一块，从三个途径同时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劳动力增速下降，技术进步率下降，资本增速也下降。
中国劳动力从2012年开始减少，每年减少300来万，经济增长率就已经从10%左右降到7%以下了。2022年以后劳动力每年减少1000万时会是什么样子？不敢想象。对照日本的情况。日本经济本来是高速增长，但是有一年劳动力开始减少，就是日本经济增速下台阶的那一年。中国也是从劳动力开始减少的那一年即2012年开始，经济增速开始下滑，这不是巧合。而且日本当年人口到达峰值的那一年也是日本房价到达峰值的那一年。从此，日本开始了长期的经济停滞，直到现在还没有走出来。
我说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主要是人口和劳动力的新常态，原因就在这里。劳动力短缺和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经济将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如果说中国现在已经进入新常态的线年以后还有一个更新的常态在等着，中国经济日子不好过的时候还在后边。这是根据人口做出的一个中长期的判断。
第二是价值观的变化。到现在为止还有好多人在讨论中国经济有没有进入“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进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达到临界点)。这个拐点在中国来说，我认为其实在2003年前后就已经过了。最近这十几年农民工工资使劲涨，现在很多农民工工资比大学生还高。这足以说明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已经过去了。
接下来，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将出现一些别的现象。随着工资上涨和收入增加，人们对闲暇的需求也会增加。本来一个月工作20天才可以养活一家子，现在工资翻了一倍只需要10天就够了，劳动者可能会减少劳动力供给，少干活，要多消费闲暇，像欧洲人现在就是这样，每天工作8小时，绝不加班，周末商店都关门，大家都玩去了。人家的发展就到了这个阶段，有钱又有闲，这是人类追求的目标。
所以说中国经济进入了新时代。一些比较富裕的地区，随着收入的增加，各种保障也都有了，有一些劳动力供给可能会慢慢减少，对闲暇的追求增加了，对享受的需求也增加了。一边是劳动力在减少，一边是每个劳动力愿意工作的时间在减少，二者叠加是什么？劳动力严重短缺。这就是新时代将会出现的现象。正如我之前写的：“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和价值观的变化，人们更加注活的品质，更加向往自在、安逸闲适的生活，更加需要安全感，而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开始淡化，这就要求国家治理体系能够对这些做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 、平等、、 的重要性将逐步凸显，老百姓对这四个词对自己福利的重要性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切身感受，相关自然也会增加。”
人们劳动时间减少，意味着经济增速会下降，但人们的幸福感增加，因为闲暇消费也是幸福生活的来源。评价经济增速和幸福感的指标是两回事。这两个因素影响叠加，从中长期看，中国经济增速会进一步下降，劳动力短缺形势将越来越严峻。
还有三个因素也在影响中国经济中长期的表现，第一个是中国的技术进步，以前是通过学习和模仿，现在学习和模仿的难度越来越大，得想办法自主研发，而自主研发不管是风险还是成本都很大，意味着中国以后技术进步的成本会增加。第二个是、资源压力，中国老百姓对的质量要求越来越高，像北方为了减少雾霾关了很多工厂，煤改气导致生产成本上升，这也意味着经济增速会下滑。也就是说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说，中国中长期经济增速都会下滑，但是最终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是能够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问题是下一步怎么改。
至于对中国经济可能会有较大影响的国际经济因素，现在基本上都认为2018年国际经济形势比2017年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去年底发布了一个展望报告，说2018年全球经济增速将升至3.7%，而2017年全球增速有望达到3.6%，虽然只提高0.1个百分点，也是了不得的，对中国经济来说当然是好事。
国内方面，首先谈总需求的自然走势。所谓“自然走势”，指的是没有政策调控下的走势。2018年消费、投资和支出等三大需求的自然增速均有可能回落。首先是汽车、房地产相关产品、衣食等消费增速下滑或拉低整体消费增速。第二是房地产政策调控、环保、地方去杠杆、企业去杠杆将导致投资增速继续下滑。三是贸易摩擦增加，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世界经济复苏存在不确定性，再加上高基数效应，中国出口增速可能下降。
总供给的自然走势方面，首先是环保力度加强，这会提高企业生产成本。第二是能源成本上升，主要是国际油价可能上涨。第三是国有企业效率问题。第四是劳动力成本上升，工资上涨，劳动力短缺，劳动力供给这几年每年在减少，每减少一次工资就会涨一涨，一方面经济增长导致劳动力需求增加，一方面劳动力供给减少，所以工资上涨速度相对来说比较大，这些都是导致生产成本上升的因素。
第五是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像美国制造2020、工业4.0，当然中国也有“中国制造2025”，发达国家有“再工业化”，中国有供给侧结构性。其实不管是再工业化还是供给侧结构性，首先都是在供给侧做文章，也就是说供给侧调整是一个全球现象。另外，在供给侧调整的时候，重点都是结构调整，但美国和中国在结构调整方面方向恰好是相反的，中国是要搞结构升级，美国其实是结构降级，因为按照一些人的看法，从工业向第三产业转移被认为是结构升级，那美国再工业化就是结构降级。所以说虽然都是在供给侧做文章，但是中国是结构升级，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是结构降级，但是人家的结构降级同时也是技术升级。比如玻璃，先在中国生产出口到美国，现在是直接拿到美国生产。玻璃还是那个玻璃，但以前我们认为是低端产业，美国不生产，现在生产了，但是美国在结构降级、生产的产品更低端的情况下，技术是升级的，生产同样产品的技术在升级，技术升级会降低生产成本，所以美国是技术升级、产业降级，中国是产业技术双升级，这是两个国家的区别所在。
这对中国来说当然不是好事，发达国家“再工业化”，一方面加剧了中国面临的竞争，另外一方面也可能会导致中国企业外流，当然跟它相对应的还有另外一个政策是全球减税，也是对中国的供给产生性影响的因素。
最后一个是全球加息，对中国来说意味着资本外流，对中国的供给方面会产生作用。所以，总结来说，2018年中国经济的自然走势是需求、供给双萎缩。2018年看不到让供给需求扩张的因素，看到的都是紧缩因素，意味着一方面自然增速会下降，另一方面我们判断2018年通货膨胀率会上升，增速会下降。
政策目标呢？我们判断2018年中国的经济增速目标是6.5%以上，跟去年一样，通货膨胀率(CPI上涨率)不大于3.0%，新增就业不小于1000万，跟2017年基本上一致。按照我们对中国经济自然走势的分析，中国2018年的自然增速大概会在6.0%以下，政策目标是6.5%以上的线%，这就是政策要发挥作用的空间。
宏观经济政策应该能把增速从6.0%提高到6.5%以上，那该采取什么政策？由于现在面临的经济的自然走势供给、需求双萎缩，应该逆风而动，所以政策组合应该是供给、需求双扩张，供给扩张以供给侧结构性为主。这几年推行“三去一降一补”(去库存、去产能、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现在看来，这五项重点任务是按照次序逐步实施的，前年实施了去库存，主要是去房地产库存，前年和去年主要是去产能，去年年终是去杠杆，今年大概去杠杆还会继续，但是降成本可能会被接着推出。这个是今年供给扩张的一个重要方面，以供给侧结构性五大重点任务当中的降成本为主。另外就是国际经济形势逼着我们不得不想办法降成本，所以正好可能会把降成本这个提上来，降成本当然就是扩张供给的一个很重要因素。需求扩张一方面是财政扩张，一方面是货币要中性，想方设法扩大支出，给企业进行补贴，用财政政策扩大需求等。
最后看一下风险。2018年的经济风险，第一个是汇率风险，美国减税、全球加息，今年人民币有贬值风险。第二个是房地产，如果政策用力过猛，会出现一些城市房价泡沫崩溃的可能性。第三个是“红犀牛”事件。大家都听说过“灰犀牛”，搞出来的“灰犀牛”可以称为“红犀牛”，中国很有可能出现这样的事情，比如说调控用力过猛房价泡沫被挤破，还有其他政策可能会引发一些麻烦，这是2018年可能出现的风险。当然有人说债务风险、企务风险等，说实在的那些风险都存在，但我认为2018年这些不至于成为大的风险因素。李金柱副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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