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社会大力推动，属于职责所在。社会积极主动参与，就具有意义。这说明，“燃烧岁月”中形成的精神品质，原本是时代脉动与内在要求。因为“远离崇高”，导致精神，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精神世界不充实，注定品尝苦果。
无论单个的人，或者一个团队，乃至一个政治集团和民族，在精神和价值观领域有着共同的命题需要回答。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何为价值和如何实现人生价值，何为幸福和怎样赢得幸福。正是这些根本性或终极性命题存在，决定了所有国家和民族都把富含精神元素的重大历史事件作为纪念日，以此引发集体思考，接受精神洗礼，避免为庸碌生活所。
单个的人，其价值追求伴随成长而逐步丰富，所谓人在没有饭吃时，只做一件事，找饭吃!有了饭吃后会生出许多事来，这生出来的事多属精神范畴。长征精神中包含着终极追问，真正理解和接受，便可避免因“绝对价值”而来的精神痛苦。
改变了中国。我们开始享受过去难以想像的物质生活，然而，因为精神生活没有同步，一个现象产生出来：物质越多满足，精神痛苦愈加强烈。个中原因，在于人生的意义与价值观出现了紊乱和缺失。
这个现象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上个世纪80年代，潘晓关于“人生的为什么越走越窄”的疑问，就引发了一场波及全国的人生观大讨论。背后是社会由“”期间的“精神万能”，转向商品经济的“万能”，导致价值观紊乱和精神无所依附。再后来，一波又一波的解构崇高，抺黑英雄，民族主义和历史主义，都对我们的精神世界产生冲击，由此结出苦果，出现了哲学家叔本华所说的“绝对价值的”，因此让我们产生挥之不去的精神痛苦。
幸福感受财富影响，但绝不囿于财富，真正带来恒久幸福的，是精神和物质平衡。要实现平衡，就需要信仰的支撑，人的信仰越坚定，精神境界就越，获得的幸福感越能深及灵魂。正是这一本质特点，决定了我们纪念红军长征胜利活动的必要，因为支撑铁流两万五千里的精神力量，源自坚定的信仰。
或许有人认为，红军长征是无奈，人们参加红军不过是为了找饭吃，谈不上信仰。这样的疑问一直存在。2004年，军分社与《青年报》社联合开展一个大型采访活动，“我的长征寻访健在老红军”，连续刊发了76位老红军的长征故事。在活动结束后的座谈会上，有人提出疑问：76位老红军没有一人讲自己是为信仰参加长征，相反，清一色讲到“参加红军找饭吃”，当时红军喊的口号、写的也是这样。
要弄清这个问题，需要深入辨析。孙中山先生把分为三个层次：首义、协助、普通。领导之初，那些大字不识的农民、手工业者、队伍投诚的士兵，确实为吃饭而来。尽管如此，两个根本特质区别了红军与封建军队、军阀军队。一个是“首义”带着信仰而来。彭湃33岁为中国而，他在之初就把自己家的财产分给穷人。中国领导的队伍中有很多是地主资本家，他们所以自己的阶级，只能以信仰来解释，即忠诚的事业超越物质利益。另一个是进入这支队伍的人被塑造。或先期或后来，总之每个官兵都要接受先进思想理论的灌注，即接受了先进思想的影响和塑造，“找饭吃”的性质因此发生变化。因为，饭从哪里来，自己的饭和谁一起吃，必包含着信仰。
想一想，国家的很多富翁热衷于办基金会，包括盖茨、巴菲特、扎克伯格几乎以“裸捐”的方式办慈善事业，其深层的动因在于教信仰而来的价值观，以及文明程度。我们这样的没有教传统的民族，要获得更多的精神享受，实现财富分享、共享，只能借助政治信仰。由此凸显出当今时代纪念长征胜利的重要和必要。所以，我们每个人用心去前辈的精神世界，进而确立更有意义的目标和价值追求，很重要。
一个团队，处于发展的基础阶段，可以通过讲故事来激发动力，但要成长壮大，必须找到共有的价值追求，即获得利益之外的社会价值或人文精神的支持，所谓企业文化即产生于这样的逻辑。长征精神内含更的价值追求与更富的人文精神。
小团队的凝聚力可以通过利益关系与发展蓝图来维系，但要发展成为集团企业，必须构建企业文化，以此支持创新能力和应对各种内外部挑战。只有具备了这种素质和能力，才敢言具备了相应的文化软实力。
一是利益关系重构。红军是为人民利益而战的队伍，而军阀军队却是为小集团，甚至是为军阀而战，这样的利益关系导致了，军阀部队有利益就打，没有利益就跑，部队打光了，成了光杆司令，利益全部。所以，基本没有哪个地方军阀与红军对决。这就是沿出现为红军让现象。红军部队不是指挥员个人的，也就不会形成小集团利益，那么奉献精神必强大。可以说，利益关系内含的是军队与国家和人民的关系，先进与落后蕴含其中。
二是内部关系重建。长征途中出现了很多至今听来仍让人有荡气回肠之感的故事。比如过草地时为避免战友吃野菜中毒，而争着试吃;炊事班长钓鱼给战友吃，自己饿死。为什么官兵间有如此之大爱?在于“官兵一致”的新型内部关系。所以，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所说：“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主义的影响。红军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
三是价值目标重树。中国的历代封建时代，社会运行的动力基础全部集中在基础之上，既然“千里当官，为了吃穿”，没有“形而上”的价值目标和精神追求，也便不能生发出更强大的精神力量，这也是偌大的中原一再为游牧民族所改变的重要原因。为尺度的价值系统，把人的精神世界搞得很狭窄，且缺少恒久的精神支撑。为这支队伍注入了新的价值目标，为人民利益而战，这就产生了感，赢得优势，进而产生无穷无尽的精神力量。
跟随红六军团参加长征，并写出《神灵之手》一书的籍英国传教士薄复礼，他这样评说红军长征：“感谢，我的到徒的爱。友谊和血的联结，超过一切”，“我们患难与共，我们负责。为了那珍贵的互助，我洒下深情的泪珠!”
意大利诗人瓜格里尼认为，红军队伍原本是由“交不起租税走投无的农家子弟，逃自死亡线上的学徒、铁工、烧瓷工，飞出的鸟儿丫环、童养媳，有教养的将军，带枪的学者、诗人”组成，因为中国人“一直努力创造一种能使中国进入现代世界的经济、政治和”，而建立起的精神追求，使进入红军的每个人，都变成“志气高、理想远大的人”，终于“汇成一支浩荡的中国铁流，就这样一双草鞋一根土枪，踏上梦想的征程”。
上述三人的评说，充分说明红军形成了特有的精神支撑和动力之源，这对于当下我们国家的团队建设和企业发展，都有着极强的意义。结合一组数字分析更为清楚。近年，调查公司先后公布了几项世界范围内的问卷数据：一个是中国的员工最勤劳，另一个是中国的员工最业，再一个是中国员工跳槽的比例和频率最高。结合起来分析，只关注和激发人们的，不会产生职业精神、契约精神，因而不会产生有发展潜力和持续性的国际大企业，所以，在塑造企业文化和人文精神方面，我们必须实现精神和价值观的超越。
政治集团，从产生到发展，都不可能脱离利益，或者说都代表着一个集团或阶级的利益，又是因为背后涉及的是集团或阶级的利益，而形成先进与落后之分，进而是征服能力和胜败。红军长征胜利及其生发出来的精神，充分诠释了这一规律或定律。
人说，红军长征是个谜。说谜也是谜，因为他们做了常理下不可为不能为的事情。说非谜也非谜，因为红军不是组成的队伍，而是有坚定政治信仰做支撑，以先进理论来武装的队伍，因而所作所为又是合规律、合逻辑。这一点，通过红军与满清的八旗军、的北伐军及其后来的做比较，就很清楚。
先看满清的八旗军。这原本是一支骁勇善战的军队。几十万满族人借助不到十万的八旗军入主中原，其精神力量在于兴起王朝的底蕴，然而，由于其政治上是家天下，所谓“没有国歌唱采茶歌，没有国旗打黄龙旗”，如此下来，官兵的是几元军饷，而不是国家利益，精神没有的空间，必因时过境迁而发生。结果到了鸦片战争、英法联军进、八国联军进，八旗军一触即溃，望风十里。
再看的北伐军到后来的。原本这也是一支能战善战之师，比如，北伐官兵因拥有三义信仰，所向披靡。到了解放战争，由于这支军队已经为“四大家族”的家丁，同样变得一触即溃。用《张学良历史》中的话说便是：我早就告诉蒋介石，咱打不过。人家人少，但每一个进来的人都知道自己为谁而战，我们人多，官兵唱三义的歌曲也很熟练，但不知道唱的是什么，因为没有用心。
有个事例具有力。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很认同八军的游击战，所以让延安派人到庐山军官训练团讲授游击战术，军官一听：“很好!”但学不来，因为其官兵基本上是雇佣来的，甚至是强征来的，天天看着还想跑，如果分散游击，人一定会跑光。的队伍都是后参军，为人民的利益而战，集中起来可以打大仗，分散游击，一个人都敢出击。
至军，长征的胜利已经说明一切。那么，这支军队与封建军队和军阀军队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关键是思想理论，或者说是信仰。红军是中国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来武装，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剥削原理，建筑于基础和严密逻辑之上。可以说，红军拥有一种其他军队不可能拥有的强大的精神动力之源。有精神力量没有武器到敌人手里夺取武器，没有精神力量，有了武器也会丢掉武器。
红军的精神支撑，对当下的军队建设仍然具有强烈的意义。随着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经济正在惠及各个领域，突出反映在军队和国防建设，我国在近一二十年中，向国防领域投入了巨资，相较世界无论总量还是增速，都是屈指可数，这符合国家利益拓展的需要，也有利于世界和平。问题在于，只是武器装备的增强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不是习军队打虎，使包括两个副在内的一批老虎落马，任由，官兵晋升必须买卖，再多的先进军事装备都不会赢得未来战争。
治党同样如此。当年，美国新闻访问团到延安，看到中央高层如此简朴有活力，到南京后说，“中国的希望在延安”，据说宋美龄跟了一句话：“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尝到的滋味。”李自成进，迅速，失败了!中国进，说是“赶考”。没有执政时，甚至可以实行战时主义，那时的利益的确都给了人民群众，掌握了执政后，党仍然没有于人民之外的利益，但党的有利益，搞中不就会异化为寻租。所以，习在“七一”讲话中强调“不忘初心”，实质上就是提醒每一个干部避免，并且要从史中寻找精神支撑。
即使从执政方式上看，也有一个借助既有精神的必要。规律表明，再伟大的政党，再强有力的，都无法满足人的无度，最有效和有力的国家治理，是满足正常利益人要的同时，有效确立价值系统和评价机制，以此引领和塑造价值观和精神追求。
中华民族，一个历经亦不堕凌云之志的民族，这个民族已经步入伟大复兴的道，因为具有历史跨越性，而成为一次新长征，一次难度超前的长征。要取得新长征的胜利，必须创新价值系统，建构精神大厦，开拓力量之源，这必须借助长征精神。
当下中国的主旋律或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梦想是绚丽多彩的，但挑战是严峻的，所谓“机遇前所未有，挑战前所未有”，所谓“修昔底德陷阱”，这些都反映或决定了，民族复兴是一次新的更伟大的长征，要取得新长征的胜利，没有伟大精神品质作支撑，很难圆梦之旅取得胜利。
如上所言，一个团队可以通过讲故事来凝成团队目标，激发精神力量，一个政治集团，特别是国家和民族，只能依靠共同理想，靠宏伟的精神大厦，抑或及其出来的信仰。中国的封建史上，不管是国家还是军队，都没有解决精神归宿，所以，面对外部入侵几乎全部败北，只有中国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官兵，让这支人民军队实现了精神超越，又由于这支军队不断创新精神，产生了包括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在内的新质精神，才真正让中国有了一支战无不胜的战斗集团。
精神影响国家和民族，这在全世界都是通律。马克斯韦伯写过一本影响很大的书《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其中很重要的观点是，不管是总统还是清洁工，所做的工作都是“荣耀”，这一理论既产生化解社会冲突的作用，同时也产生至关重要的职业精神或敬业精神。有两个精神很重要，一个是职业精神，另一个是契约精神，二者都来源于教信仰。所以说，读中国，读不懂政治读不懂中国，读，读不懂教读不懂，我们与世界的最大最根本的差异，在于精神世界的差异。
中国是一个讲政治的国度，因而政治信仰是我们的精神支柱，长征精神就是这个支柱的构成，其中甚至具有世界观和方法的内含，因为长征精神本质上是挑战极限，是一种巨大的超越。而中国的大国道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最重要的也是超越。换言之，我们不是复制过去的辉煌，而是创造新的辉煌，唯此才敢言真正意义上的复兴。比如“复兴”的指标体系和价值系统是什么?如果是思想复兴，当复兴到开创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也就是诸子百家争鸣的春秋时期，如果复兴的经济和人文，当复兴到汉唐时代，如果复兴的是版图，当复兴到元朝。问题在于，一些指标早已不复存在，所谓“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二者都是中原王朝都被游牧民族所灭。所以，我们强调的复兴，更主要的是着超越的径，是中国立身于人类文明制高点起引领作用，唯有这样的避免“铁血道”的复兴，才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贡献。
这样的判断，其实是人类文明形态发展到当下的必然要求。经济全球化、贸易化，尤其是互联网，深刻改变着世界，改变着人类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就如同爱国主义必须充实新的元素，方可解释世界，才会把国家变成同心圆，囿于从前，只能是没有质感的口号，不会引来和灵魂深处的。
不管持何种价值观以何种视角解读，长征都是伟大的无与伦比的，其间产生的精神至高无上。然而，历史再辉煌都是过去，精神再伟大彰显的也是前人的创造，这里的关键在于我们还能不能再创辉煌，再造精神。
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在其《伟大的道》中这样说：“长征已经完成，红军正在继续创造历史。”的确如此，红军在继续创造历史。其衣钵继承者八军，以“中流砥柱”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解放军以“小米加步枪”赢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甚至把“武装到牙齿”的美军逼到谈判桌上。一句话，以长征精神起来的人民军队，在所有对手面前都呈现胜利者的姿态。
今天，我们有理由为先辈自豪，但这里更要强调的是，真正的史诗不是由文字来书写，而是渗透于民族的骨髓，化作血脉，一直支撑着我们前行，且取得更大成绩来表明。所以，红军长征已经远去，但长征精过，必将注入中华民族新长征，有了这种精神支撑，我们必将再次上演一幕活剧。
卧铺车上的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