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中国发起了对计划经济的改革，向更加市场化的经济发展。改革时机成熟的原因有三点：第一，经历了多年的计划经济之后，决策者了解计划体制的缺陷和改革的必要性；第二，亚洲其他经济体（包括被称为“四小龙”的中国、中国、新加坡韩国）的成功发展表明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运行得更好；第三，由于上述原因，中国已经为经济改革做好了准备并表示支持。
鉴于这几方面的原因，1978年的经济改革是否不可避免呢？我的回答是的确如此。本文考察了中国经济改革的主要组成部分，旨在介绍改革进程的总体情况。
1.农业。众所周知，制下的中国农业效率低下。农民比经济决策者更清楚在自己的土地上适合种植什么庄稼。根据工分制，农业工人缺乏努力干活的激励，因为他们并不因干活而得到励。始于1978-1979年的制改革，其实质是给每个农户分配一块土地，由其负责交付一定数量的产出，以便能满足其采购需求，完成交付定额后，农户可以地保留剩余产出，以供自己消费或在市场上出售。“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具有市场经济农业生产的经济特征，相当于每个农户租赁一块土地，以产出定额的形式支付固定的租金。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刺激相当于激励美籍华人在纽约租一块地方开餐馆。此后，农业产出和农民收入的迅速增长提供了对这种责任制的支持。
1978年之后，中国农村市场重新，允许农民饲养猪、鸡、鸭以及从事诸如手工艺生产等副业。土地所有权仍然是集体的，但土地使用权分配到农民手里，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地的使用权最终有了长远，并且是可以转让的。因此，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之间的区别比较模糊。用财政上和追求利润的生产单位所生产的国民产出的百分比，来衡量中国在多大程度上是市场经济时，我们可以把农业的几乎全部产出都归于这一百分比。中国仍然有国营农场，但它们所生产的不到农业产出的1%。因此，就允许具有市场经济特征的农业生产的存在而言，农业改革取得了成功。
2.国有企业。除了之外，第二个重要的生产单位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改革内容是全国人民大表大会于1980年9月通过的，要求在两年时间里，让国有企业拥有更多的自主权，扩大市场竞争的范围。工业改革始于1978年，以四川省的6个企业作为试点。到1980年6月底，有6600个工业企业经允许在保留部分利润的基础上，进行产出、营销和投资的若干决策，这些企业已经生产了全部国有工业企业产出45%的价值。到1981年底，大约80%的国有工业企业参加了改革试验。工业改革初期的主要内容包括：第一，扩大有关留存利润的使用、生产计划、产出销售、对新产品的试验以及资本投资方面的若干自主权；第二，采用“经济责任制”的办法，即向企业的下级单位分配确定的任务，并根据其生产率向其进行支付；第三，增加市场的作用；第四，在地方层面，提高由地方控制的国有企业的行政管理指导效率；第五，鼓励集体拥有企业。
国有工业企业改革与农业改革有所不同，因为国有企业的改革结果证明其比农业生产改革更难。让小农户在市场经济中像民营企业那样行事，比让大型国有企业这样做要容易得多。国有企业的改革需要彻底改变中国的总体计划经济，必须使价格体制更多地由市场决定，否则企业的利润就难以反映其经济效率。
鉴于当时国有企业改革取得的成功有限，以及有必要彻底改变整个经济体制，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其中的改革步骤是性的，但就当时的体制而言，其范围又是有限的，因为很难再前进一步，例如宣布中国经济是市场经济，完全放弃对价格的控制，以及把国有企业为现代公司等。
1984年之后，为了重新对国有企业进行进一步的改革，中国采取了两个比较主要的步骤。1987年，全部国有企业推行“承包责任制”。根据该制度，每个企业与控制其的签署一份合同，企业承诺每年向固定的税金，并且可以保留剩余的全部利润。“承包责任制”的主要问题有两个。第一，如果有利润的话，由企业作为红利分配给工人和经理，但由于社会的压力，经理的补偿是有限的，因此对提高效率和敢于冒风险的管理刺激也是有限的。第二，当某一国有企业的利润很高时，其监管部门则要求其缴纳比原本商定的标准更高的税金，因此，纳税取决于利润的高低，而不再具有固定征税的激励作用。到1997年9月，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国有企业应当进行重组，使其变为股份公司。
到了世纪之交，国有部门的重要性已经下降，占工业总产出的比重不到30%。当时，国有企业效率低下是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虽然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被夸大了，但对于和经济而言，国有企业是一个较为沉重的负担。根据1997年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及其在各省、市、县级下属机构开始对其管辖的国有企业进行改革。
为了评估国有企业改革的前景，可以作出下列观察。第一，21世纪初的改革是始于1978年的一系列改革国有企业行为的继续，旨在于使其财政上、运行有效和增加盈利。这是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短期内不应当指望会有显著的效果。第二，国有企业负责人很难有推动自身改革的动力。第三，企业的成功取决于多种因素，所有制和管理结构仅是其中之二。其他重要因素包括，管理者的胜任能力和聪明才智、其所在的特定行业以及竞争程度等。第四，国有企业的问题并非那么亟待解决，正在以审慎的速度进行。第五，通过合资企业甚至出售亏本的国有企业，允许外国资本、管理和技术进入，许多国有企业的业绩已经或将有所改进。
3.价格改革。前述《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核心是价格改革。其主要目的是逐步解除对价格的管制，允许由市场力量确定价格。然而，行政管理的价格不可能立即取消。首先，存在公平的问题，允许基本消费品价格上涨，将影响享有补贴的消费者的福利。其次，国有企业的生产将难以为继，因为在计划经济下，资源是以低价向国有企业供给的。一种的解决办法是推行双轨制：一套价格仍然一如既往；第二套同样产品的价格则由市场确定。国有企业仍然可以按从前行政管理的价格购买分配的投入数额和销售既定的产出数量。此外，每个企业都可以按市场确定的价格购买增加的投入和销售超过定额的产出。
价格双轨制为企业追求利润、节约投入和增加产出提供了激励。根据这种制度，如果某些产出是市场需要的，且超过了用中央分配的投入所能生产的数额，价格则上升，生产者可以用市场上供应的比较贵的投入进行更多的生产。在生产更多的产出时，企业必须按市场价格支付投入，因此必须节约利用投入。因为只要按毛利销售的产出价格和按毛利购买的投入价格，才能影响企业的边际收入和边际成本，企业才能根据这些价格进行最佳的经济决策。按低于市场的价格接受既定数量的投入，相当于接受固定的补贴数额；按低于市场的价格交付既定数量的产出，相当于支付一次性税款。固定补贴和一次性税款都不会影响企业的最佳产出和投入决策。因此，20世纪80年代中国推行的双轨制是一种经济上有效的制度，前提是现有企业必须继续生产。就市场经济运行功能而言，如果某些企业在没有补贴的情况下亏损运行，可能产生经济上的低效率，则应当停止运行。随着时间的推移，行政管理的价格逐步变为与市场价格相一致，到20世纪90年代时，中国大部分产品按市场价格销售，价格双轨制已不再需要了。
4.银行体制。为了进行像市场经济那样的宏观调控，以代替中央计划，必须建立现代银行制度。改革之初，中国人民银行的职能包括吸收存款、发行货币、根据计划部门的向国有企业提供贷款。从能够根据利润率标准向企业提供贷款的角度看，商业银行并不存在。1983年，中国人民银行名义上转变为中央银行，同时建立了专业银行体系。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如同给予工业企业生产决策自主权一样，也给予了专业银行提供贷款的若干自主权。这导致1984年货币供应迅速增加了50%（因为中央银行必须承兑由专业银行提供的贷款），以及1985年零售价格综合指数的通货膨胀率达8.8%。
为市场经济服务的银行体制改革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逐步展开。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加快金融部门的改革，即给予作为中央银行的中国人民银行更多的性，并把专业银行改成商业银行。1995年3月18日和5月10日是两个重要的日子，在这两天，全国人民大表大会通过了《中国人民银行法》（于同日生效）和《商业银行法》（于1995年7月1日生效）。它们为银行体制改革提供了一幅蓝图，并且可作为我们理解其体制运行的有效框架。
为了解决商业银行提供信贷的压力，1994年中国成立了三家“政策性银行”，旨在为贯彻特定经济发展政策而向国有企业提供贷款。新的商业银行业出现了，比如交通银行601328股吧)，它们采取了拥有股东和董事会的公司形式。这些新银行在决策方面具有更多的灵活性，其运行更接近现代商业银行。
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由于过去有向国有企业融资的义务，四家国有银行出现了无法履约的贷款。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中国采取了一些措施。特别是为了处理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呆账，中国于1999年成立了四家资产管理公司。此后，中国银行601988股吧)体制开始朝着现代化的方向改革。
银行改革只是改革过程中的一个方面，具有其他国有部门改革的某些特征。第一，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允许体制渐进变化可使改革者了解哪些选择最适合中国；允许进行试验，以检验这些选择的成效。第二，商业银行的改革应当从国有企业部分成功的改革（责任制、利用合资经营和鼓励竞争）和非国有部门成功的发展（包括信用合作社、外国银行、中国和地区银行的进入）中吸取经验。
5.对外贸易和外国投资。1978年，中国外贸总额或进出口总额仅占国民收入的7%。对外政策鼓励中国向外国和增加出口。到1987年，外贸总额占P的比重上升到25%，到1998年进一步上升至37%。
外国投资是通过中国不同地区而增加的。首先，在1982年建立了邻接的深圳经济特区，外国投资者可以在那里建立工厂，利用廉价和熟练劳动力，按市场决定的工资等级向他们支付工资，这不同于中国其他地区的工资等级。他们也享有特殊的纳税减免优惠。不到10年时间，深圳就从一片农田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城市。因为具有特殊的经济机会，中国只有获得专门的许可证才能进入深圳。不久，为了方便外国投资，中国还建立了其他经济特区，外国投资从1978年的不到10亿美元快速增长至1998年的300亿美元。
世纪之交时，中国正在加入WTO。WTO国地位对中国经济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因为WTO要求中国降低农产品000061股吧)和工业产品的关税，允许外资进入中国制造业部门和有选择的服务业部门，这导致不同产业部门、国有与非国有部门的相对重要性发生变化。随着关税的下降，外资进入中国市场，中国企业面临更多的国际竞争，其效率将提高。
6.非国有部门。除了国有企业，中国还有三种类型的企业：集体、民营和海外投资，后者是利用对外政策建立的。在这段时期，集体和民营企业生机勃勃，不断发展。
1978年时民营和其他类型的工业企业并不存在，国有企业生产了工业产出总值的77.6%。到1985年，国有企业的贡献份额减少到65%。到1996年，与集体企业贡献的39%的份额相比，国有企业份额进一步减少到28%。从这些数据中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即使国有企业并不提高其生产率，中国经济仍然可以继续增长，因为国有部门仅占总产出的较小份额。
第一，中国决策者实用主义。笔者曾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的官员共同工作过，该委员会在20世纪80年代负责设计改革战略。在与国家体改委的高级官员开会时，可以讨论任何。一位委员曾经作过如下评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没有什么价值观不能为中国所考虑和采用。”当然，一些政策没有被提出，因为在那时还没有作好接受它们的准备。关于实用主义的话题，一个著名的提法就是，“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
第二，经济体制改革模式没有可以遵循的蓝图，各种政策通过试验而采用。所谓“摸着石头过河”，正是一个干中学的过程。试验的好处有二：一是可用它们来发现什么管用；二是通过成功的试验，推广新的思维方法，使人们支持改革计划。因为没有事先确定的蓝图和运用试验的方法，因此改革是逐渐和一步步进行的。这个过程与一些东欧国家采用的“休克疗法”相比，被称为“渐进式改革”。
第三，改革进行时政策稳定。当有人不愿意让中国偏离传统的进程时，决策层需要一种高明的平衡术。
人们可能又会问，为何在1979年没有一个人能够预见到后来中国经济的迅速转型和增长呢？首先，当时很少有人能够理解这些经济改革取得成功的充分条件。中国决策者也许对自己的能力有信心，但可能并不知道市场经济会运行得如此之好。其次，改革的巨大成功，部分由于伴随着P的迅速增长，对此，能干的中国劳动力和企业家做出了贡献。在一定的改革阶段，中国的人力资本使得经济迅速增长，进而推动改革向前发展。成功主要是由经济迅速增长来判断的，而不仅仅是由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的程度来判断。即使根据后一标准判断体制的变化是有限的，但如果有了大幅度的经济增长，改革也被认为是成功的。因此，中国劳动力和企业家可能没有对改革过程直接做出许多贡献，但是他们通过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而间接地对此做了贡献。在1979年，没有多少人认识到中国人力资本的质量及其间接地通过增加中国的国民产出而促进经济改革的作用。如果没有高质量的人力资本，仅有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激励也不可能产生经济的迅速增长。
有三种力量影响中国的改革进程。第一，的作用。在发起对国有企业和银行体制改革、促进对外贸易和外国投资等方面，总体上是积极的。中国的经验了在进行体制改革和实行经济政策时，在处理危机方面的作用。第二，市场力量推动改革向前。民营企业和外国投资是这种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体制惰性使改革进程放慢。虽然是推动实施改革的积极力量，但是官僚主义和国有企业与银行系统的既得利益，则在阻碍改革进程。在考察中国经济体制未来演变的前景时，应当记住这三种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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