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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哥伦布发现新之前的十五世纪初叶，宦官郑和率领浩浩荡荡的船队，经今文莱以西的南海和印度洋抵达红海瀚漫海域，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一系列范围很广的航海活动，从而把中国人的视野扩展到了非洲东海岸，大大增进了全民的地理知识。《水浒全传》第二十四回形容“那怒气直钻过爪洼国去了”，还是在借传说中的国度指代遥远之处，而郑和一行人却真真切切地踏上了爪洼的国土，并对其作了详细的考察与记录。
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四个世纪，优秀的地理学家及其相关著述飙发泉涌，层出不穷，大名鼎鼎者就有王士性、徐霞客、顾炎武、顾祖禹数位和他们的代表作《广志绎》《五岳游草》《徐霞客游记》《肇域志》《天下郡国利病书》《读史方舆纪要》。其中的《广志绎》《五岳游草》，屠隆、冯梦祯、梅鼎祚、胡应麟、顾炎武等都备极推崇。可吊诡的是，《四库全书总目》1789年定稿之后，迄至1980年谢国桢《明清野史笔记概述》一文起草以前，将近二百年，徐霞客、顾炎武、顾祖禹及其专著一直屡屡被提及和研讨，就连李时珍《本草纲目》、刘继庄《广阳杂记》、汪锋辰《银川小志》诸书里地理学的零星片段也被打捞出来视若珍宝，王士性其人、《广志绎》其书却少有问津，对其在人文地理学方面的杰出贡献、卓越地位更谈不上有充分认识。在此期间，渊深广博如李约瑟主笔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之“地学”卷，科普读物如陆心贤等人编撰的《地学史话》，也都只字未涉王氏其人其书。
继历史学家谢国桢之后，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首先明确指出：“以王士性对地理学的贡献和徐霞客相比，大致在伯仲之间；《广志绎》的价值，总的来说，可能稍逊于《徐霞客游记》，在人文地理方面，则有过之而无不及。”谭的高足周振鹤又补充道：“继《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开我国人文地理研究先河以来，其后长时间均未能超出《史》《汉》的水平。可以说直到《广游志》和《广志绎》问世，才算跃上了一个新台阶。”渐渐地，王士性其人其书又重新回到人们的垂注之中。
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三月初七，王士性生于台州府临海县（今浙江省台州市临海市）。字恒叔，号太初，又号元白。少时贫穷而好学，慕向子平为人（游五岳名山，竟不知所终），便有“小天下、狭九州”之志。万历五年成进士，官至南京鸿胪寺正卿。除福建未到外，他一生的宦辙足迹遍及当时的两京十二省，“诸名山自五岳而外，穷幽极险，凡一岩一洞、一草一木之微，无不精订”，写下了质优量多的游记与记游诗。万历二十六年（1598）二月二十日，病逝于江苏镇江。按古代的算法，也只活了五十二岁，真可谓：天吝其寿，使之不能尽用其才。
王士性其才不仅表现在文学成就上，在地理学上的造诣也独到而先进，尤其在人文地理学上的功绩更是让人刮目相看。例如，他将浙江地理分为三种类型：“平原水乡”之与“泽国之民”，“丘陵”之与“山谷之民”，“连山大海”之与“海滨之民”；认为：“三民各自为俗：泽国之民，舟楫为居，百货所聚，闾阎易于富贵，俗尚奢侈，缙绅气势大而众庶小；山谷之民，石气所钟，猛烈鸷愎，轻犯刑法，喜习俭素，然豪民颇负气，聚党与而傲缙绅；海滨之民，餐风宿水，百死一生，以有海利为生不甚穷，以不通商贩不甚富，闾阎与缙绅相安，官民得之中，俗尚居奢俭之半。”这种划分和关于不同地理类型对文化的影响的阐述具有世界领先水平，二百年后，的黑格尔才在《历史哲学》一书中提出了类似的方法跟观点。
作为资深旅行家，王士性较早看到了旅游产业链的价值。他曾以明代的西湖景区为例，敏锐地指出：“游观虽非朴俗，然西湖业已为游地，则细民所藉为利，日不止千金。有司时禁之，固以易俗，但渔者、舟者、戏者、市者、酤者咸失其本业，反不便于此辈也。”
“蜀道虽云难，登天亦何有。”万历十六年（1588），王士性典试四川，于是有了西蜀之行。此前，他读左思的《蜀都赋》、王羲之的《蜀都帖》、陆游的《入蜀记》、范成大的《吴船录》，对天府山川神往已久，如今得以带着这些书卷成行，“搜奇履险，大益昔贤所未闻见”，自然是幸甚至哉，除了少不了的以诗咏志，他还效法在成都以文字交往、不拘上下级礼法的陆、范二公写下了自己的《入蜀记》，一共三篇。
《入蜀记》上篇交代从陈仓县（位于陕西关中平原西端）南门始发、终到成都北门外驷马桥的行程，多与成都无关，只引最后一节：“下古店，过新都，则入平川，所谓沃野千里者，盖流渠走水不能以十亩远。至牟弥镇，孔明八阵在焉：石卵埋灌莽中，成百二十八聚，有门有伍，土人窃其地种植者犁平之，久复隐隐隆起，亦神矣。余与元承各取一石而行。以八月二日癸未按辔于相如驷马桥上，会藩臬大夫与直指何君，而入成都。”对包括新都在内的成都平原和整个四川盆地，王士性都有非常准确的认识，他在《广游志》里曾一言以蔽：“转而南则蜀中，层峦叠嶂，环以四周，沃野千里，蹲其中服，岷江为经，众水纬之，咸从三峡一线而出，亦自然一省会也。”因附会《三国志·诸葛亮传》“推演兵法，作八阵图”一句，后世多地皆有所谓孔明八阵图遗迹。王士性见到的乃是新都县北牟弥镇（今属青白江区）上的一处，《广志绎》称之为“新都牟弥镇陆阵图”或“牟弥镇石堆”。
对新都的风光与八阵，《广志绎》的描述更为详赡：“今新都诸处，飞渠走浍，无尺土无水至者，民不知有荒旱，故称沃野千里。又江流清冽可爱，人家桥梁扉户俱在水上，而松阴竹影又抱绕于涟漪之间，晴雨景色无不可人。……牟弥镇石堆，云一百二十八藂，乃石卵叠成。土人云，尝为人取去，其堆不减，种艺者犁平之后，藂亦然。此神其说，不可知。然遗踪至今千余年，不可谓无神鬼者。余亦取一石置舆中。”这石阵太神奇了，给“有石癖”的王士性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致在《广游志》内也有论及。
王士性《入蜀记》中篇从头到尾讲的全是成都，细细胪列，娓娓道来。至今读之，虽隔着时空和纸背，仍有历历在目的现场感。
“入成都，以六日丁亥锁闱，九月辛亥朔歌《鹿鸣》飨士。”八月二日到成都，六日监考完，九月一日也就是乡试放榜次日，王士性请考中的举人吃“鹿鸣宴”，席上照例要唱《诗经》之《鹿鸣》。
《书·选举志》载：“试已，长吏以乡饮酒礼会属僚，设宾主，陈俎豆，备管弦，牲用少牢，歌《鹿鸣》之诗，因与耆艾叙长少焉。”明代沿袭了这套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