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著有科普作品《子宫情事》，医学人文作品《——一个协和医生的温情记录》及个人成长史式自传《致母亲》等。
谭先杰：《》和科普类作品不太一样。科普类作品主要是在讲一些医学方面的知识，而叙事医学是医学和人文的结合，它的文字是另外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到底有没有治愈的效果，这不好说，但它至少可以让人有一些安慰。这就像我们常说的特鲁多医生那句名言：“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
这些文章中，你可以看到别人的苦痛，知道自己的幸福，或者说有共情，因为人性是相通的。我希望通过这些故事，读者（患者）可以理解到医学的局限性和医学的苍白，促进医患间的相互和谐。医学并不是万能的，比如死亡，是每个人都要面对和经历的。无论你如何努力，这一步都会走到你的面前，但你如何去面对甚至对抗它，其实是我们每个人应该从中读到的。因为在中国，死亡教育现在是缺乏的。
新京报：这几年，国内出版界也引进了一些国外医学类作品，比如阿图·葛文德医生的书等。你如何看待这类作品？
谭先杰：我认为这些作品很不错，文笔很流畅，翻译得也很好。但说实话，国内医生写的类作品并不是很多。我曾经认为我的《》是国内叙事医学当中很好的一个，但我没有推（这本书），也许过几年回过头来看，人们会意识到这本小在叙事医学中的价值。国内有些作品写得太正了，太正就意味着太假。我认为应该还原医生和患者的真实，真实的医生，真实的交流，它会引起的共鸣。
新京报：你说《一台手术背后的故事》当时在号上发布之后，引起的关注是出乎你意料之外的。那么，回过头来看，为什么它能引起广泛的关注和共鸣？
谭先杰：《一台手术背后的故事》发布后真的是出乎我的想象。这个故事为什么能够引发广泛的共鸣，我觉得是因为它体现了一个医生的真实心态，不是现在宣传中的医生，高高在上的完全脱离了实际的“白衣”。（首先）讲的是一个医生面对一台困难手术的担当，这是必须要做的。第二是他的纠结，这台手术做砸了怎么办？现在的医患关系已经到了医生也输不起的时候。任何一个医生，可能都会在他的行医过程中碰到一台或者多台这样的故事，可能会引起他们的共鸣。
而对于的共鸣，我认为，他是看到了一个医生真实的一面，尤其是我写到的，我回家之后看到老婆留的纸条：“饭在锅里，菜在微波炉里，自己热一下吃。烤箱里有一只虾，别忘吃！我俩出去遛弯了，一会儿回。”看到这些，你就会觉得医生不是万能的，他只是一个普通人。任何一个行业，都是普通人，人与人之间是相互服务、相互需要的关系。给医生过多的压力，或者，我认为并不是一件好事儿。
2017年6月6日，谭先杰在个人公号发表文章《一台手术背后的故事》，一个腹部有30厘米的肿瘤的29岁患者前来求医，肿瘤去除风险很大，看过的所有医生都来协和。谭先杰决定动手术，不然病人没活。
新京报：你的微博和号都有许多粉丝，另外也有一些医生在社交里发声成为“网红”，关注度给你带来了哪些方面的影响和改变呢？
谭先杰：“网红”都是远香近臭的效应，就是远方的人，不太认识你的人，他就对你挺好的，身边的人或者同事，他并不一定这样认为。他可能会觉得你不务正业，或者对你在网络“装”还是“不装”，都看得出来。所以我在网上，从来都不装。
你可以看到，我在网上除了是一个医生之外，还是一个普通的男人，也喜欢看，也喜欢品美图。我在写一些非常正经、正能量文章的同时，随后我就会来一篇比较不着调的小段子。我就是想让大家都知道，医生其实也是一个很真实的人。
关注度给我带来的影响，既有好的，也有坏的。对我来说，文字是的，能够留存下来。所以不管别人怎么样，我还是干我自己喜欢干的事儿，因为我有一个底线，在干这些事情的时候，我的心是善良的。
医学博士，毕业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八年制医学系，在美国做博士后研究三年。后回国任职于知名跨国制药公司。以笔名讴歌、丰玮出版《医事：关于医的隐情和智慧》《协和医事》《如何老去》，小说《九月里的三十年》及《B.A.D.》等。
新京报：你当年从协和毕业之后，没有选择做一名医生，但却写了《医事》《协和医事》等几本关于医疗的书，主要的动力和是什么？
常青：我一直倾心于文学创作，更想写小说，但觉得那时自己还没有准备好。于是先写了两本有关“医”的书，也算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实现了自己17岁报考协和时的那个悬壶济世之梦，弥补当初离开医生行业的遗憾。
2006年出版的第一本书是《医事：关于医的隐情与智慧》。当时大众中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关于医患的负面报道，加之亲眼目睹的医生老师、医生朋友的生活，我觉得，如今中国，去看病的病人不开心，给病人看病的医生也不开心。也许是摇滚青年的本质了，我希望说出一些背后事实，保持一些判断，并做出一点改变。中国的医患关系，太畸形了，其实双方都有一些信息的，或者自己选择不探究本质。
《协和医事》写于协和建校九十周年，是忆古，也是对当下的一声叹息。我查阅了协和的编年史、关于协和名医的各种传记和自传，通过世界上对协和建校的记录，尽量客观地还原一段历史。
新京报：医患之间的紧张关系，一直是这些年很受关注的议题。从你写《医事》到重版，再到现在，也很多年过去了。你觉得中国医患之间的认知和沟通发生了哪些变化？
常青：写《医事》这本书，当时是希望建立起病人和医生之间的相互理解，通过讲述现代医学这一学科的发展历程、当下中国的医疗体制、市场和资本的侵入，医生的职业生活中有哪些不为人知的隐痛，让医生这个行业重获尊重。另外一方面，我也希望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告诉读者们，一个普通人如何比较聪明地看病，如何用最舒服、最安然的方式去面对身体和疾病。但这么多年过去了，中国医患之间的沟通，并没有变得更好。
在人文和情感的层面，我认为好的医患之间沟通，第一位的是人情分，也就是医生表示关注和同理，有时就是一句话和一个动作。而病人呢，能对身体和医疗有一些基本常识：比如了解身体的衰老，了解医学并非万能，了解西医的一些决策风格。
新京报：不论是性的图书和纪录片，还是以医学为题材的小说、影视作品，都会对大众、对医疗、对医生群体的认知产生不小的影响。你觉得中国现在的下，需要怎样的作品？你还有新书的计划吗？
常青：需要一些具备一定专业素养、在基本常识正确的基础上的更立体、更丰满的呈现。在中国，这样的作品还是相对较少。
我本人不会对这样作品的影响力抱有过高期待，因为涉及医疗，就会涉及与人有关的健康还是疾病，以及生命的终极问题，有一些是文化基础、思维方式的根本问题，如果这些不解决，单是小说、影视创作，很难产生本质的改变。
新京报：你没有直接眼皮跳吉凶从事医生职业，但在医学院的训练和实习，对你看待人生、看待、看待医患关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常青：“解剖学之所以对我具有双重价值，是因为它在满足我求知欲的同时，也我如何令人厌恶的情景。”如果跟普通人相比，怎能不说又多了份冷静？在面对身体时，医生是最职业、最地道的“解构主义者”。这种情绪天长日久之后，会让接受过医学训练的人在对待不少事上，将“赋予的喻义”与“客观存在”进行严格、冷静的剥离，看待人生、，会更多一些终极感。
新京报：大家经常会提到沟通是医患关系的核心，但在现代社会，沟通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站在医生和患者不同的角度来看，如何才能让沟通这件事变得顺畅起来？
常青：沟通不易，但双方可以努力，往前多走一步，多了解对方视角一点点。有时，哪怕是一点小技巧，也会让沟通变得稍微顺畅起来。这些，其实在很多大公司的职场培训中，已经涉及很多了。只是医患沟通这件事，中间横着健康和，比我们生活中的其他沟通难度要高一些。但至少，它应该是双方努力的事。
曾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从事临床工作十年，任主治医师，处理高危孕产妇及难产患者逾万例，同时长期致力于医学科普工作，是知乎大V，现任丁香医生医学总监。最近，他的《产科男医生手记》一书出版。书中讲述了他十余年从医生涯中在产房内外经历的一个个真实故事，也记录了他对现代医疗和医患关系的思考。
新京报：为什么在作为一名医生的本职工作之外，你愿意花费许多精力在知乎上回答问题，以及写书出书？
田吉顺：最早是因为我看病时发现大家问的问题其实都很相似，我就想，我把这些写下来发到网上，能被更多人看到的话，接下来再来问我类似问题的概率就会下降，那我就可以省事一点。
新京报：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是不是因为我们在医疗方面的科普，包括医患之间的交流还是很不够？
田吉顺：其实是出在上。医生认为患者应该知道，但患者并不知道；患者以为这是什么样的，然后医生没有那么做，患者就觉得医生怎么能这样？很多就这样出现了。这种信息不对等是有必要去弥合的，尽管不可能做到完全对等，但可以降低它的程度。这不仅对患者有好处，对医生也是有帮助的。
新京报：《产科男医生手记》嵌入到了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当中，这让它更好看。能感觉到你为了讲好这些故事，是花了心思的，写作的时候常注重这方面吗？
田吉顺：对，你不能只站在医生的角度去讲。从患者角度来说，我对你说的东西不感兴趣，你一定要塞给我，我就不想看了。大家都爱看故事，在消遣的过程中，能够不那么有压力地获取一些科普信息，这是相对更容易让大众接受的形式。
田吉顺：我在知乎时间蛮长了，越往后越会发现自己之前的一些想法，是完全从自己、从医生的角度出发的，认为大众应该知道这些。之后慢慢会发现，这个角度是偏的，你应该去从读者、从大众的角度思考，他们想知道的是什么？他们希望看到的是什么？
田吉顺：对，像阿图医生的几本书，还有保罗·卡拉尼什的《当呼吸化为空气》，以及《众病之王：癌症传》等等，我都看过一些。在我看来，这些内容还可以更实用一点，讲得更轻松、更简单一点。比如和阿图医生的书比起来，我可能更喜欢《当呼吸化为空气》，因为在这本书里，医生本人也成为了患者，所以它后半部分是从一个患者的视角来写的，但由于他本身是医生，他又会非常好地感受到这种冲突。
田吉顺：我认为患者没有天生的义务去理解医生。如果一个患者理解医生，那你需要去感谢他；如果他不去理解，那这是他的本能，是人的天性。应该付出更多的是医生，这是医生的职业要求，是义务。医生和患者能够互相理解，这是一个理想，是最好的结果，我肯定是很期待，但是你不能去要求患者理解。
田吉顺：所以说这件事情是需要沟通的，我在书中一开始就说道，医患冲突的很大原因在于，我们的共同敌人是疾病，只不过其中存在一些。我们希望把这件事情真正的矛头找出来，让大家认识到医生和患者应该是在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当然在这一点上，医生的认知应该是更清晰的，因为他毕竟受过专业的训练。
田吉顺：大家会天然地认为医学已经发展得很好了，总能解决各种问题，这是一种。因为我们人类在自然面前非常非常渺小，人定胜天其实是不存在的，还是有很多无力的事情，你就是要去接受。
但是，人性就是希望有控制，只要有不确定性，就要焦虑，所以大家当然希望医学是确定的。从患者的角度，这种期待是为了缓解自己的焦虑，是为了让自己的心态更加平静。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有医生方面的问题，医生有时候会过度强调医学上的确定性，比如医生跟患者讲，什么东西就导致了什么结果，你现在这样就是保胎保的……这样的话说出来时，言外之意就是说我能够控制结果，就是在给患者传递这样的信息。这一方面，是医生为了体现自己的专业价值，来体现职业上的价值，把医学的能力夸大了。所以，无论医生还是患者，都要做好和不确定性打交道的准备。
李清晨：很多人把医学写作庸俗化了，希望写完让读者知道病怎么治——这是医学服务的延伸，不算医学科普写作。我写《心奇》，不是为了让大家知道心脏手术怎么做，而是传达一种医学。医学科普的目标应当“宜粗不宜细”，要有大原则，进行思维方式的启蒙。
新京报：如今心外医学获得了令人惊奇的进展；但同时我们也常感受到现代医学仍然充满局限。你如何看待医学的能量与局限？
李清晨：攻克重症疾病的过程，是不断挑战禁区、成见、否定权威的过程。医学需要在中寻找希望，不抱着这样的希望，医学是不会进步的。比如说，艾滋病的治疗——最早可能都没听过这个病，后来可以带病，让它成为一个慢性病，最近，已经出现了第2例治愈病例。
有人立志扩大医疗版图，还有更大一部分人要把现有的版图牢牢地守住。毕竟，大多数人是普通人，大多数医生是普通医生，面临的是日复一日的甚至是繁琐的工作。如果能把前人的技术、理论，应用到职业中服务病人，就已经很好了。这两种医生我们都需要。
李清晨：这不能怪患者，他们对医生抱过高期望，是受医院或的影响。医院本身要注意宣传导向，习惯大肆引进了多少新技术，治愈了多少疑难重症，对于局限和失败，很少提或根本不提。应当说医疗是个具有相当不确定性的行业，有成功也有失败。我们应该把死亡教育纳入到生命教育中，如此才能面对医疗的局限与不确定性。
此外，也没必要放大医生的辛苦。有医生抱怨，做手术几小时，家属连声谢谢都没有。我跟他们说，你要理解：家属的心思根本不在你身上，他们担心的是亲人的。如果家属有谢谢，说明人家素质高，如果没有，那太（正常了）。
新京报：这几年国内出版界引进了些国外医学类作品，我们这方面的书是不是还是太少了？有哪些此类书籍值得特别推荐吗？
李清晨：如今比我十多年前开始医学写作的时候肯定进步了。那时流行的还是《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这类“江湖人士”写的书。大概2012年之后，专业医生写的科普书多起来了。
托马斯·刘易斯《细胞生命的礼赞》，理论知识现在已经有更新了，但医学写作的美感和流畅读上，是很值得一看的。
亨利·马什《医生的抉择》以及《一个医生的自白》，一个顶尖外科医生坦诚自己职业生涯中的种种失误，这在很多医生看来是不能想象的。很多医生可能也有类似的失误，但他是不敢说的。
李清晨：医疗报道要尽量专业、减少漏洞，否则监督就不叫监督，成搅屎棍了。这要求做医疗报道的人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另外，要关注大原则，不要抠细节，宜粗不宜细。
李清晨：循证医疗：医生给出的医疗要基于现有的最好的医疗；透明医疗：医患双方不再存在知识上的专业壁垒，也就没法背着患者做任何小动作；在此基础之上，医生患者共同决策。三者缺一不可。不光国内，界其他国家和地区这个也达不到，但这是我们人类共同的一个理想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