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以来，以习同志为核心的，立足中国发展实际，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共享”的新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标志着我们党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这一重大理论问题上认识更加明确和。新发展的提出不是偶然的，它是我国发展实践催生的理论。新发展凝结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指明了我国未来发展的方向和径，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长期的重要遵循；新发展创造性地回答了关于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是我们党关于发展理论的一次重大；新发展适应了时代发展和实践深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的行动指南。新发展所蕴含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蕴含着人类历史积淀的人的发展、物质与、人与自然和谐、互通有无、改善民生、公平等理政的广博知识和丰富经验。从上述意义上看，新发展堪称是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学。
中国几千年经济社会发展中产生的丰富经济思想所传承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弥足珍贵，不仅对中国古代经济长期领先于世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直到今天，仍可为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发展提供历史借鉴和思想启迪。例如，《尚书》中“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理政思想；《管子》中发展生产、充实国库、安民富民的思想；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可谓集先秦商家思想之大成；“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的民生思想；《史记》中与亚当·斯密《情操论》类似的善因论；王夫之“上谋不如自谋”的思想，都是世界经济宝库中的经典。管仲的“重商主义”思想，比重商主义代表人物英国的托马斯·孟和法国的德·蒙克莱田早2300年，比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早2400年。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以“和”“合”为根本，注重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和谐，抱有“天于有，有生于无”和“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之观念。在权衡多方利益时，主张“千钧将一羽，轻重在平衡”。面对人与自然的关系，“顺天应人，天人合一”和“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的。就国与国之间的相处，推崇“亲仁善邻”“协和万邦”。对于社会分配，持有“均”“共富”和“不患寡而患不均”等论断。新发展正是在这一文化土壤上培育生发出的优秀。新发展的五个方面，无不蕴含着中华文化的丰厚养分。
新发展不仅植根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和文化土壤，而且科用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逻辑本质即为发展，并十分注重人体性。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方法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破解世界发展之谜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核心要旨。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以来，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指导下，中国确立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任务，将增进人民福祉和共同富裕作为发展的根本目标，经济发展取得了瞩目的成就，创造了中国奇迹。面对发展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做出了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科学判断，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共享”的新发展。新发展秉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逻辑，五个部分相辅相成，形成了以发展为中心的稳定体系和有机整体。新发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理论，其思想创新也是基于科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唯物和唯物史观强调事物发展变化遵循量变与质变辩证统一，并遵循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新发展正是主张“破”与“立”的统一，即打“破”传统经济增长模式，而“立”科学、协调、可持续的创新发展方式。从方来看，新发展堪称集中体现唯物和唯物史观的典范。
新发展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集中体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着眼点，就是把人民作为生产的目的。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如果社会生产不以人民为目的，不仅是不的，更是社会发展规律的，是不可持续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之所以危机重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把资本的增值和扩张作为生产的根本目的，只见“物”不见“人”，更不见人民，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特别是人民大众异化成了生产剩余价值的工具，甚至在社会中形成了两极的分化对立。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鲜明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由人民共享，既把实现好、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又把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作为发展的强大动力，努力形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生动局面。新发展突出了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核心地位，紧紧围绕发展的根本目的、基本动力、价值尺度，从唯物史观的高度进一步回答了当代中国究竟“为谁发展”“靠谁发展”的问题。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是贯穿新发展的红线，是贯彻落实新发展的根本要求所在。
新发展致力于适时解决“中国问题”，是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与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发展目的为主导方向凝练出的发展的新内涵，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理论总结，是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指导，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推向了新的高度。
新发展是基于中国实际，聚焦中国发展，直指中国发展新阶段的深层次矛盾和突出问题而提出来的，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性。它进一步抓住了发展的要领，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切中时弊，能有效解决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积累的问题。
新发展是具有鲜明实践指向的行动纲领。是对实践规律的总结，必须有明确的实践指向。没有实践指向的，就是镜中花、水中月，看起来美好，最终却不能变成现实。问题导向，以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关键领域存在的问题为突破口，是新发展的一大特色。它直指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来破题、来展开，在聚焦发展的焦点难点中开出了解决问题的良方。正是因为强烈的问题意识，新发展才具有强大的理论穿透力和现实解释力，成为回应当代社会发展问题的中国解答。把握好新发展的实践性，就要实践第一，以实践立论、靠实践拓展、为实践领航，把新发展贯穿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过程，以新推动实践新飞跃、赢得发展新优势、创造发展新奇迹。
新发展更加突出了创新发展。新一轮科技带来的是更加激烈的科技竞争，如果科技创新搞不上去，发展动力就不可能实现转换，我们在全球经济竞争中就会处于下风。为此，必须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新发展第一次将绿色发展摆在了发展观中的显著地位，更加强调解决人与自然和谐的问题。绿色循环、低碳发展，是当今时代科技和产业变革的方向，是最有前途的发展领域。我国在这方面潜力相当大，可以形成很多新的经济增长点。我国资源约束趋紧、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问题十分严峻，人民群众对清新空气、干净饮水、安全食品、优美的要求越来越强烈。为此，必须节约资源和的基本国策，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友好型社会，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新贡献。
新发展将发展作为发展观的重要内涵。习总指出，发展注重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局面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和规则面临重大调整，应对外部经济风险、国家经济安全的压力是过去不能比拟的。我们必须奉行互利共赢的战略，发展更高层次的型经济，以“一带一”建设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品供给，尽快形成对外新体系，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以扩大带动创新、推动、促进发展。
创新、协调、绿色、、共享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研究领域里广受关注的课题，新发展吸收了人类在发展过程中积累的宝贵智慧，提炼借鉴了近百年界上经济发展理论和实践的，有着的学理基础。
提倡创新发展，主要是解决经济发展的动力问题。经过30多年高速发展，我国经济发展依靠传统的投资拉动已不可能，需要动力转换，通过创新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任何一种经济发展方式都不可能一劳永逸、永远不变地持续下去，必然有一个发展、兴盛、衰退和的过程。工业后，欧洲资本主义经历了长达一百多年的高速发展，创造了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但到了20世纪30年代，国家出现了普遍的生产过剩，导致了经济大萧条。为解决这一问题，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此后，凯恩斯需求管理理论大行其道，并一度成为国家的国策。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国家纷纷陷入滞胀，到又发生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长期未能走出困境，这表明凯恩斯理论并非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
解决世界当前面临的经济问题，必须进行理论创新，重塑发展。我们所推行的供给侧结构性着眼从供给侧改善经济活力，激发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这既不同于凯恩斯主义，也不同于的供给学派。供给学派的重点在减税，而供给侧结构性的要义是结构。从结构入手推动总量平衡，无疑是对经济学理论的一个创新。
协调发展主要是解决经济发展的结构平衡问题。发展从来都不可能是齐头并进的，经过多年发展，我国经济结构、产业结构都出现“亦长亦短”的不平衡问题，这种状况如果不解决，必然影响经济下一步的发展。经济发展是否协调，经济结构是否合理，与一个国家的经济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密切相关，经济结构要和资源禀赋相匹配，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
从大的方面看，协调发展包括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协调，城市与乡村发展的协调，东部地区之间区域发展的协调，还有经济结构中一、二、三产业比例结构的协调。单就产业结构而言，到底什么样的结构最合理，不同国家有不同情况，没有一个统一的、绝对的模式。在这个问题上，要从国情出发，不能盲目照搬发达国家的模式。目前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判断一个地区经济结构是否合理，关键要看第三产业的比重，第三产业比重越高，结构就越合理。这一看法来自“配第—克拉克”。威廉·配第在1672年出版的《政治算术》中曾比较过英国农民、手工业者与船员收入，得到的结论是：从业之利，农不如工、工不如商。于是他预言：劳动力将会从第一产业依次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1940年英国学者克拉克又以40多个国家的历史数据作样本，验证了配第的这一预言。从当时的情况看，“配第—克拉克”没有错，但该只有在两个约束条件下才成立：一是发展阶段（时间）约束；二是分工范围（空间）约束。这两个约束条件都和我国现阶段的实际不相符。目前，我国各地都制定出了“十三五”规划，不少地方表示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笔者认为，第三产业应该发展，但并不等于各地要齐头并进，更不应拔苗助长。
绿色发展主要是为了解决人与自然和谐的问题。单纯依靠能源资源投入，不可避免将造成污染，能源消耗过大，难以持续。为改变这种局面，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发展的重要内容。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战略性的系统工程，需要做长远艰苦的努力。应从生态入手，以促建设。生态一旦遭到，修复起来花的代价要比所获利益超过几倍，甚至几十倍，有时甚至是。生态需要综合施策，更有效的是采用经济手段，将社会成本内化为企业成本。20世纪初英国经济学家庇古提出过一个方案，即先由向排污企业征税，然后再补偿给居民。后来，诺贝尔经济学得主科斯指出，庇古方案虽能将社会成本内化，但并非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案，也不是最好的办法。科斯提出的方案是，根据交易成本高低去分摊社会成本。分两步：首先，将社会成本量化为企业排放权，然后，由对排放权进行分配。如果将排放权全部分配给企业，企业就无须承担社会成本。相反，若排放权不分配给企业，企业就得承担全部社会成本。至于排放权在企业与居民间具体怎么分配，要根据交易成本决定。近些年来，随着人们对生态问题重要性认识的深化，越来越多的人在寻求解决问题的出，很多专家学者在这方面都有大量研究和政策。这些都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思想理论基础。
推背图全文
发展主要是为了通过贸易满足国内需求，发挥各自的经济优势，促进经济更好发展。是国家富强的必由之，这是中国30多年经济发展的一条根本经验。国际贸易促进经济增长，能够使双方受益而获双赢的效果，这是实现经济增长的一条重要理论。因为只有进行国际贸易，才能充分享受国际分工的好处。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在《经济增长理论史》中指出，“如果查阅历史，我们会发现，大部分国家中，对外贸易都促进了国内制造业的改进，并孕育了国内的奢华”。众所周知，亚当·斯密当年写《国富论》是从分工下笔，指出分工可提高效率；而且他认为（产业）分工是由绝对成本（自己与别人比的成本优势）决定。后来李嘉图对斯密理论作了拓展，指出决定分工的不只是绝对成本，还有比较成本（自己与自己比的成本优势）。不过无论是斯密还是李嘉图，他们讲分工都有个同样的前提，那就是交换。若无交换，即便存在绝对优势（或比较优势）也不可能有分工。分工是现代经济的一个标志性特征，只有分工，才能形成数量规模，提高质量效益。贸易有利于发挥经济优势，集中精力发展自己具有绝对优势的产业，以此交换自己需要但不具优势的产品，还可以交流市场信息，实现信息对称，调节生产规模，从而促进经济发展。这是我们之所以对外，并作为一条基本国策毫不的理论基础。我国对外的实践更是铁的证明。
共享发展是为了实现社会公平。实现共享发展是由中国特色的性质所决定的，是我们党的旨所向。从理论上追溯，最早重视分配公平的思想家是马克思。当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预言资本主义制度将被新制度替代，一个重要依据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分配制度不公平，导致了财富积累与贫困积累两极分化。马克思从商品入手，通过对商品中凝聚的剩余价值的分析，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因对生产资料的占有状况不同而导致的阶级对抗性，这是导致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原因所在。一个不公平的，必被历史淘汰。共享有利于增进整个社会福利，增进民生福祉。我们的和经济发展，就是要使全体人民受益，使各阶层、各民族、各地区的人民都能享受到发展的，决不让一个人掉队。共享不意味着没有差别，人的智力高低、体力大小、努力程度以及家庭条件的差异是客观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果搞平均主义大锅饭，对于付出更多劳动、更多资本，创造更多价值，拥有更多知识，作出更大贡献的人是不公平的。但是差距不能过大，这样才能调动全体人民共同为发展出力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如果人与人享有的差距悬殊，出现两极分化，既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又会带来社会不稳定、经济发展受损失等问题。共享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价值追求和既定目标。但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共享发展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不均衡到均衡的渐进过程，不可能一步到位、一蹴而就，我国现在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高，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还比较突出，共享发展同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期望相比差距还比较大，推进共享发展，必须立足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低、人口众多和资源短缺的基本国情，做出、有效、可行的政策制度安排。
需要强调的是，贯彻落实新发展，必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通过供给侧结构性，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以促体制机制创新，增强微观主体活力和资源配置效率；以制度创新促进科技创新，从供给侧推动结构优化，进而提高产品和服务供给的质量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