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主要的商业街叫作洛加维格大街（Laugavegur），“热水池之”，因为最早是女人们走过这条，把衣物从小镇运到两公里外的温泉去清洗。这条街将冰岛首都从西至东分成两半，脚下就是大西洋，上方则是骨白色的哈尔格林姆斯大（Hallgrímskirkja church），俯视着这座城市色彩鲜明的屋顶，宛如托尔金小说里中土世界的塔楼。这也是波娜·布杨斯道蒂（Birna Brjánsdóttir）十分熟悉的一条街。
20岁的波娜，是个活泼的女孩，一头赤褐色秀发，非常幽默。她在近郊长大，距离洛加维格大街大约需要步行30分钟。她喜欢音乐——从街头嘻哈到民谣的一切风格，还喜欢开车，所以2016年夏季，她曾参加过冰岛特有的娱乐活动rúntur，和朋友们开车驶过洛加维格大街，摇下车窗，尽情鸣笛，过精品时装店和咖啡酒吧，以及那些贩卖海鹦公仔与针织套衫的纪念品商店。
这年冬天，当太阳一天只出现五个小时，白雪覆盖住座座山峰的时候，波娜曾经在洛加维格大街上享受夜生活。周五结束工作之后，她通常会先和朋友们去酒吧玩牌，到了下半夜，的人们终于开始狂欢，他们会去跳舞。2017年1月13日的夜晚，就是这样的。
波娜一向自信又无忧无虑，那天晚上，她是最先登上Húrra酒吧的舞台跳舞的人之一。凌晨两点，她的朋友们决定回家，波娜表示，她还要再待一会。她是在三个小时后离开的，那时酒吧即将关门了。她买了一个三明治，沿着洛加维格大街慢慢往回走。这条街晚上也十分明亮，沿途遍布商业店铺，每隔10米便有灯。
此刻她独自走在街上，这在并不稀奇，即使对一个年轻女性来说。与其他大多数国家相比，冰岛人普遍对自己的充满信任。这是一个和平的地方，有时一整年都不会出现一起凶杀案。那天气温是零下九度，波娜看起来镇定自若。她穿着一双普通的黑色马丁靴，不是那种几米之外就能引人瞩目的恨天高，还穿着黑色牛仔裤，灰色毛衣，肩上又搭了件朴素的黑色卫衣。头发松松垮垮地垂着，还有一副白色挂在脖子上。
她显然有些醉意，上掉了几个硬币，又在人行道上撞到了一个陌生人。她沿途过设计灵感来自科恩兄弟电影《绿脚趾》、红黄相间的Lebowski酒吧，又经过转角的咖啡华夫饼小店，那里有一条狭窄的小巷通往大海。
周六早晨，波娜的朋友玛丽亚发现她没有来工作，玛丽亚起来。波娜从不迟到。她俩都在百货商场Hagkaup的时尚部门工作，小学起就互相认识。她们是那种最无话不谈的挚友，会一起看英国的电视节目《达人秀》，还会一起去参加音乐节狂欢。玛丽亚拨打了波娜的手机，关机了。可波娜从来不会关机。
玛丽亚联系了周五晚上和波娜一起喝酒的朋友们，她们都以为波娜已经回到了她父亲家，但是她也不在那儿。玛丽亚随后又给波娜的母亲塞拉（Silla Hreinsdóttir）打了电话，塞拉听后非常担忧。在母亲眼中，波娜很、意志坚定，但也很有责任感，总会告知父母自己的去向。
塞拉前往填写了人口登记表，当晚又在Facebook上发布讯息，表示自己的女儿夜晚出门后一直没有回家，并从此失去联系。“亲爱的朋友们……她不会让我们联系不到她的。大家帮助转发，帮我找到她。塞拉。”
接下来数小时里，这则讯息被转发了成千上万次，但依旧没有波娜的消息。塞拉夜不能寐，每隔一小时就给打电话询问进展，还是没有答案。周日上午九点，警方终于发现了一条新线索。波娜手机关机或断电之前，也就是当日上午五点五十分，竟连上了距离南部六英里外海港小镇Hafnarfjörður工业区的某信号塔，那里以熔岩区和维京狂欢节而知名。塞拉和亲戚，以及波娜的几个朋友一起驱车前去，挨家挨户敲门她的名字。
到了周日下午，阳光慢慢退去，塞拉了。女儿已经消失了整整36个小时，她相信发生了的事情，但直至此时，依然没有展开任何搜索行动。因为没有确切的犯罪，警方不愿行动。但已经开始关注此事，冰岛国内两大邀请塞拉接受采访，塞拉同意了。一名年轻女性在最繁华大街上消失之谜，出现在周日晚间的新闻节目中。
冰岛仅有34万人口，民族单一，经济水平很高，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它也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中唯一没有常备军的国家。这里的私人武器持有率很高，估计全体总共持有9万支，但人们之所以购买这些武器更多是为了打猎而非自卫，极少出现误用的情况。犯罪极为罕见，2000年至2015年间平均每年仅有1.6起凶杀案，其中大部分者和者都是彼此认识的年轻男性。2008年全年更是没有一起凶杀案发生。不配备武装，的Instagram上经常晒出们吃冰淇淋、乘雪橇和的照片。这种安全感也来源于冰岛的传统，很久以前人们必须紧密合作，才能度过漫长而寒冷的冬天。
格雷默·格雷姆森（Grímur Grímsson）并没有看周日晚上的新闻，但他在和妻子一起结束晚餐时，手机响了。告诉了他一名女性的消息。很快，他又接到了总部的来电，召他即刻回去。
格雷姆森的姐姐是冰岛知名的小说家，但56岁的他本人却更喜欢安静，称自己是“没有脸的人”。不过事实上，他看起来就是一副侦探脸，像鹰一样，整齐梳向脑后的头发，深邃的蓝色双眼，硬汉般的胡茬，峭挺的鼻梁，括弧般勾勒出嘴型的两道线年的生涯里，他并不是在吃冰淇淋。上世纪90年代，他曾前往北极圈附近的西部峡湾区处理雪崩事件，当时有30多人。2009年上半年，他加入了特别检察公室，花了六年时间与试图市场、实施贷款欺诈，导致冰岛三大银行破产的交易者们作斗争。到2016年11月，他才再度回归警方，继续负责常规性警卫工作。
周日晚上驱车去往局时，格雷姆森并不是很担心。每个月都会有好几人被：往往都是误入禁区的狩猎者和登山者，和家人闹矛盾的青少年，嗑药嗑嗨了的瘾君子，被心理疾病困扰的患者，阿兹海默症患者，或是者。城区“”的年轻人通常很快就会找到，他们多半是在朋友家留宿——波娜经常这样，和她的女性朋友们一起——或者和同伴们在外闲逛。
到了洛加维格大街不远处的，同事向格雷姆森简要介绍了案件情况。从波娜父亲收集了她的衣服样本，供追踪犬辨识气味，这些追踪犬随后被带到了波娜最后出现的地点。和其他欧洲国家首都相比，的街头覆盖率比较低，因为这里本身犯罪率极低，而且冰岛人对于始终怀有抵触心理，社会上也采取了很多防止犯罪的措施。在讨论中，也经常出现预防或对抗之类的问题，但人们最常说的还是：“那种事才不会发生在冰岛。”尽管如此，警方还是尽可能详细地出了波娜周六清晨离开酒吧之后的活动踪迹。格雷姆森观察着她丢硬币，撞人，经过Lebowski酒吧的影像。就在下一个镜头中，不过一小段街区的距离，波娜就不见了。她既没有进入边的商店，也没有登上经过的汽车。
再一次仔细审视视频时，格雷姆森和同事注意到了一辆红色小汽车，起亚锐欧（Kia Rio），朝着波娜反方向驶过。就在波娜消失在里的30秒内，汽车开过了Lebowski酒吧。她上车了吗？们认为有可能。但视频像素不高，很难辨别出驾驶者或号码牌。警方只好在全国汽车数据库里一一核对，发现有100多辆同样型号和颜色的汽车。
凌晨两点，塞拉和波娜的父亲布莱恩（Brjánn）来到了——两人离婚后仍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塞拉恳求警方严肃对待此事，立即开展搜救。她认为波娜没有消失的理由：她与家人关系和睦，不吸毒也不抑郁。她还被一位好友称作“快乐药丸”，因为她总是那么积极乐观。她也没有经济问题，她曾经跟母亲说，自己在百货商场的工资绰绰有余。对她而言更珍贵的是时间，和爱人一起度过的时间，能够去做喜欢的事情的时间。
当格雷姆森给布莱恩父母看视频时，塞拉为警方不能辨识汽车而抓狂。“你们就找不到吗？就像电影里那样？”格雷姆森回应道：“那是不可能实现的。”
要说所有冰岛人都互相认识当然有些牵强，但要是在一个冰岛人面前提到另一个个人，说不定他们会有共同认识的人。这个国家有一种强烈的认知：每个人都是社群里珍贵的一部分，当有人需要援助的时候，你就应该站出来。“这里的每个人都会做一些不求回报的事情，比如参加唱诗班，或者组建运动队，”冰岛著名犯罪小说家Lilja Sigurðardóttir说道，“这让我们充分到自身的价值和重要性。不一定是很有效的帮助，但是特别美好。”
到周一下午，案件依然没有任何进展，警方决定要求助此种了。罕见地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呼吁人们提供能够找到波娜或辨识红色汽车驾驶人的信息。虽然塞拉感觉自己被警方视作“歇斯底里的疯狂母亲”，但她还是同意出现在案件负责人格雷姆森身边。塞拉告诉新闻记者，她担心波娜在回家的上停下来和游客说了话。波娜喜欢说英语，喜欢旅行，她玛丽亚计划两个月后去纽约旅行。她还补充道，最近波娜和男友分手之后，注册了Tinder社交账号。
格雷姆森讲了搜索的最新进展，冰岛搜索救援协会（Ice-Sar）领导了这次搜救工作，这是一个由训练有素的志愿者们组建的公益团体，成立历史可以追溯到100年前，该组织的持续存在反映出这样一个现实，在这块土地上，自然比人为因素更。通常来说，让非专业人士参与救援反倒会不利，协会负责人Guðbrandur Örn Arnarson指出：“因为这些人很可能并不清楚自己究竟在做什么。”但是，就在新闻发布会召开几小时后，也就是周一深夜，情况有了突破性进展。
一对二十来岁、与Ice-Sar和波娜都没有关系的兄弟看到新闻之后，直接驱车前往海港城去寻找波娜，这是她的手机信号最后被发现的地方。与其他人线不同，这两人突发奇想地来到了港口。在道和海水之间有一块被栅栏围住的区域，里面有三个巨大的储油罐，隔壁裸露的粗糙地面上散落着乱七八糟的建筑设施。兄弟俩决定四处看看。突然，在一些管道旁边，他们看见了一双黑色靴子。人口上曾经描述过波娜的衣服。他们上网搜索了警方提及的靴子品牌，发现与面前这双一模一样，他们将现场照片发布到了Facebook上。警方闻讯火速赶往现场，确认这正是波娜的靴子。
潜水员们跳进冰冷的海水，直升机在天空四处盘旋，格雷姆森领导的则将码头附近的视频调出来仔细查看。他们很快发现，就在周六清晨六点刚过，一辆红色的起亚锐欧驶入港口。它停在了长达65米、挂满格陵兰岛旗帜的拖网渔船Polar Nanoq旁边。一个男人打开乘客那侧的车门，醉醺醺地了船。之后汽车便开走了。
这一次，车牌号很清楚。这是一辆租来的车，租车公司表示这辆车租给了Polar Nanoq渔船上的一名船员，来自格陵兰岛25岁的托马斯·穆勒·奥尔森（Thomas Møller Olsen）。他在周六中午还了车，此后这辆车租给了另一个年轻家庭。警方立即了车辆，很显然，该车已经被清洗过了，因为坐在后座的儿子嫌车里化学气味太浓。警方通过进一步检查，在后座发现了血迹。由于冰岛并没有检验室，他们把血迹样本和布莱恩的DNA一同送往进行分析。
警方继续搜寻托马斯·奥尔森，还有那位周六清晨被拍到下车上船的男人。很遗憾，这艘拖网渔船已在周六下午起航，这俩人都在船上。
到了周二，波娜已有三天时间，Polar Nanoq渔船在距格陵兰岛数百英里外的大西洋海域捕鱼。托马斯·奥尔森，和同行的尼古拉·奥尔森（同为格陵兰岛人，两人没有血缘关系），看上去并无异样。但是随后，被船员们形容“可爱随和”的托马斯·奥尔森收到了一条手机讯息，立刻变得焦躁不安。这条信息来自的一个新闻记者，他在得知该渔船与波娜的有关之后，找到了Polar Nanoq船员们使用的Facebook聊天组，并试探地向托马斯·奥尔森发送了讯息，问他是否知道是谁租了那辆红色起亚锐欧。托马斯脸色变得苍白，他把这条讯息给船长看，船长他说如果没做错事就不必担心，还给了他几片安定药。
对于格雷姆森专案组而言，寻找这两个人面临着后勤和外交上的双重挑战。四名已经乘一架海岸巡逻直升机飞向丹麦军舰Triton。因为拖网渔船属于格陵兰岛，也正处于格陵兰海域之中。计划是驶向丹麦领土的格陵兰岛，集结当地，带领他们登上渔船抓获嫌疑人。格雷姆森最担心的是时间问题：嫌疑人未被的时间越久，他们就越有机会，串供口实。
就在那时，格雷姆森得到了一些消息，让方案变得更简单了：渔船的船长从网上看到这艘船与波娜有关，担心他的船员们与之有，他决定向冰岛返航。他和高级船员商量之后，打算告诉托马斯和尼古拉，发动机出现故障，必须改变航向。船长还关掉了无线网络，因此这两名船员也无法获取与案件相关的报道。
虽然冰岛没有特种军，但警方内部有一支反恐精英部队。就在渔船返航的第二天早上，反恐作战队的六名士兵登上了直升机，去迎接已进入冰岛海域的渔船。虽然当日天气恶劣，海面掀起八米高的巨浪，士兵们还是成功在渔船甲板着陆，了托马斯和尼古拉，将两人客舱。12小时之后，渔船抵达海港城。
现在，全体冰岛人民都在关注着案件进展。以往父母从不需要向孩子们解释犯罪到底有多，现在不得不竭力试图回答孩子们关于女孩和船员的问题。的咖啡馆和酒吧里，人们都在上网搜索最新的新闻报道，交换彼此掌握的案件新动向。冰岛以前的犯罪案不仅数量少，性质上也不太神秘，不需要分析线索，或者出动人力。而这一次发生的凶杀案，却像是过去十年里在冰岛流行起来的黑色小说里的情节。“它表现出我们社会最终极的恐怖情绪：一个的年轻女性在繁华闹市成为袭击目标，”冰岛大学社会学教授Helgi Gunnlaugsson指出，“而且嫌疑犯还是外来人，那更加剧了人们的恐惧心理。”
的强烈反应大部分是善意的，希望向提供有利线索，向波娜的家人们表示同情和安慰。冰岛国家甚至推迟了讲述女孩故事的BBC剧集《》（The Missing）第二季的播放，以此表达对波娜亲朋好友的尊重。但是许多人开始扮演业余侦探，各种也在网络流传。社交上有人称在湖边发现了一具尸体，格雷姆森专门派遣去港口。随后，又传言称波娜还活着，和其他被诱拐的女性们一同生活在Polar Nanoq渔船上。格雷姆森一再呼吁人们保持冷静，避免陷入“乌合之众的狂热”。他的镇静、专注，还有及时的信息公开，让他成为许多冰岛目中的英雄。
在Polar Nanoq渔船驶入港口几小时前，警方在港口边拉起了长长的警戒线，避免好奇过度的闯入现场。整个港口被白雪覆盖，身着红蓝色的Ice-Sar志愿者们继续安静地搜寻。数十辆开着车灯的警车在码头一字排开，周三夜晚十一点，渔船终于驶入警方视野。
来自冰岛最大的记者Snærós Sindradóttir负责追踪报道此次案件，他说道：“看起来仿佛所有的警车都在这里，”反恐队士兵们将戴着手铐的托马斯和尼古拉带下了船，“这真是个振奋的瞬间，我们这次不能再把凶手弄丢了。”
连日被各种坏消息持续打击的冰岛人民，此刻终于有了一点小小的安慰。的犯罪嫌疑人是外国人的事实，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安慰，就像一个冰岛人写的那样：“谢天谢地，我们依然能够团结如一。”
警方带着嫌疑人驶向总部，工作立即开始。的检测后，车后座血迹的确来自波娜。但托马斯和尼古拉都否认曾过这个女孩。两人对周五夜晚、周六清晨直至尼古拉下船时的口供都是一致的。
Polar Nanoq渔船在2017年1月11日（周三）从丹麦驶抵海港城，准备在这里迎接一批新船员，到了周五，少部分船员决定在返航之前去城区逛一逛。尼古拉在海港城打了一辆去往的出租车，在洛加维格大街附近的酒吧喝了酒，然后又花2500克朗玩了一局名为lucky wheel的游戏，这个转盘游戏的大是八杯啤酒，尼古拉赢了。此时，托马斯开着租来的车到了，与烂醉如泥的尼古拉会合。两人随后去了另一家酒吧，接着开车来到了洛加维格大街，也正是这辆红色起亚锐欧被拍到和波娜消失的地方。
他们都表示有两名女孩在那里上了车，但尼古拉说自己接下来就睡着了，什么都不记得。托马斯则告诉警方，大约早上六点刚过，尼古拉下了车，他则将车停在港口尽头，坐到了汽车后座，车后两名女孩之一便是波娜。他表示自己亲吻了波娜，大约一个小时之后，在附近的口放下了两个女孩。
在警方看来，尼古拉的有几分可信，毕竟能从视频中看到他已经大醉。但托马斯所说的内容却。周六上午七点钟，显示他开车驶离港口，手机也关机了四小时，直到上午十一点才再次出现在里，这时他回了港口。他声称这段时间他在车里睡觉，但里程表却显示他开了很长一段程。此后不久，他又被拍到在超市购买清洁剂、衣服和垃圾袋，并且用力清洗了车厢。
托马斯声称自己是为了清除后座的物才洗车。但是在车被之后，在车内喷洒了鲁米诺试剂，这种化学试剂一旦与血迹接触，哪怕是已经被清洗过、不可见的血迹，也会产生蓝色亮光。随后说：“整个车都亮了起来。”
其他也指向了托马斯。医生发现他的胸口有大量明显的抓痕，意味着曾经与人发生搏斗。与此同时，则在Polar Nanoq渔船上他的船舱里找到了重达23千克、街头黑市价高达140万英镑的制剂，是他从丹麦带上了船。更为重要的是，还在船上的垃圾桶里找到被折叠丢弃的波娜的驾照，证件立即被送往挪威进行指纹分析。此时，格雷姆森已经确信托马斯与波娜的有重大关系，但是仍然找不到她。
1月21日周六早晨，Birna一周之时，冰岛史上最大规模的搜救行动开始了。Ice-Sar派出了835名志愿者和87辆汽车，这在小国来说已是极为罕见。冰岛全国人民都在焦急等待着最新进展。
“今天她就是我们的姐妹，我们的女儿——这已经成为大家的口头禅，” Ice-Sar负责人Guðbrandur Örn Arnarson说道，“我们的社会不会容许一个20岁的女孩在夜里。”
大搜索覆盖到了冰岛南部半岛，这里遍布着熔岩原、雪山与冰湖。周六整日的搜索毫无可言。第二天大概正午，一架海岸巡逻直升机在低空飞越荒凉的海岸线时，接近了一座橙色的灯塔。那里没有海滩，只有一片着捕鱼浮标和浮木的黑色礁石。海草浮动，礁石之间的水坑被冰封冻。直升机上的突然在水域边缘看到了什么东西。那正是波娜的尸体。
很快变成了哀痛。纪念波娜的仪式在格陵兰岛举行，那里的居民恐惧与羞愧跟进这起案件，在丹麦举行，在冰岛所有的大城市举行。在，成千上万的人们一起走过洛加维格大街，在波娜的地方献上蜡烛与鲜花。她的葬礼在冰岛最大的哈尔格林姆斯举行，超过两千名悼念者参加了葬礼，其中还包括冰岛的总统和总理。她的朋友们抬着洁白的棺木，背景音乐放了她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向母亲推荐的两首歌：苏格兰创作歌手Gerry Rafferty的《Right Down the Line》，英格兰音乐人Keaton Henson的《You》。后者歌词里这样写道：“你若必须逝去，亲爱的，要记得，认识你是我生命里最美丽的时光。”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塞拉伤心欲绝，不敢了解女儿离世的细节。直到3月，她才鼓起勇气与格雷姆森以及局长见面，警方也希望能尽快给她一个交代，告知她想知道的一切。虽然波娜被发现时是，但没有遭受性侵的。她的面部遭到重击，颈部有勒痕——警方推测这是在港口，显示托马斯进入汽车的时候发生的，随后托马斯关闭手机、驶离港口——但是她被丢入海中时还活着。尸检验证波娜的死因是溺亡。
船员尼古拉在两周后了，警方认定他没有出现在犯罪现场。尽管确凿，托马斯依然拒不，在九次警方审问中始终着同一套说辞。警方也弄不清楚波娜为什么会上他的车，或者他为何会杀了她。
2017年3月30日，托马斯因故意和持有毒品被起诉。当审判案在8月正式开庭时，指向他的更有力了：波娜的靴子上发现了托马斯的DNA，挪威指出，波娜的驾照上检出了托马斯的指纹。
走进海港城法庭的托马斯被盖住头部，坐在远离走廊的一侧。他承认了持有毒品的，却仍然否认。他以低沉、毫无情绪的声音讲述起全新的故事，说当晚车上并不是两个女孩，而是只有波娜一个人，在他开车来到洛加维格大街时突然爬上了车。当自己在海港城下车小便时，尼古拉开车带走了波娜，回来接自己的时候女孩就不见了。这让在场所有人都大感，托马斯最后时刻竟然还在竭尽全力把脏水泼到他同伴身上。一个月之后，三名一致认定托马斯有罪，并判处其19年。
此后，托马斯还在上诉，要求法院安排一个评审员，根据海流和租车英里数证明自己当时无法处理波娜的尸体。
现在距离波娜已经一年多了。她的凶杀案改变了冰岛吗？从表面上看，没有。冰岛人对外来者的态度毫无改变，包括渔民在内，而年轻人还在夜晚醉生梦死。3月初冷风凛冽的夜晚，城区的酒吧和俱乐部座无虚席，英国和美国游客们聚集着观看欧冠联赛，身着酷炫黑衣的本地人则来Húrra参加重金属派对。
但是，当你问起任何一个冰岛人，情况都会不同。“这件事将被永远铭记，”负责筹办波娜葬礼的Vigfús Bjarni Albertsson说道，“它改变了一点我们的安全感。”
现在安装了更多的摄像，那种认为不需要更多摄像的声音消失了。年轻女性变得特别，她们更加小心彼此照顾。曾经的冰岛，夜晚搭陌生人顺风车是很常见的，尤其是通过Facebook上一个叫Skutlarar的群组。波娜之后，人们建立了专为女性使用的Skutlarar社区。
受影响最大的或许还属国态。这起凶杀案出现时，正是外来者大力推动冰岛经济发展的时期：旅游热潮兴起，大批涌入的移民承担起低级别工作，还有外国的资本注入。“我想，很多人都对这个国家的快速变化感到不知所措，冰岛从小小的岛国变成了一个国际化的地方，”驻冰岛的通讯记者Egill Bjarnason说道，“波娜的多少加强了人们对新时代的不安感。”
格雷姆森解决了生涯中第一起、恐怕也是唯一一件凶杀案，他成了冰岛人民的英雄，再也不是默默无闻的“无脸人”。后来，他作为欧盟法律实施机构的冰岛代表调动到了荷兰海牙。
最近我在见到了暂时回家探亲的格雷姆森。下午五点三十分，大部分都已下班离开。他带我办公室，一上不时停下来向我介绍远处的海滩与山川风景。
他为参与案件调查而自豪，但也为没能更早听取塞拉的请求，尽快开展搜救行动而懊悔。“我一直在思考：是否应该建立起人口24小时机制？还是说应该更加主观机动一些呢？”
塞拉没有现身法庭，后来，她在上请求大家不要用“波娜案”来称呼这起案。“我不希望她的名字和这件的事情混在一起，波娜有着美丽的灵魂，不应该以这样的方式被记住。”
塞拉戴上了女儿相片做成的项链，希望留下女儿生前最阳光的回忆。家中客厅的一整面墙也留给了波娜，贴满了她的照片：钢笔插在头发里的淘气孩子，家庭巴哈马群岛度假时和海豚一起游泳的她，夏威夷海滩上的她，外面的她。照片墙旁边挂着她在弟弟礼上穿过的裙子，照片下面则是她的化妆台，还有她的化妆刷。她曾经梦想着去美国学习化妆，以后成为电影和剧院的化妆艺术家。
塞拉和女儿一样而温暖。阳光懒懒透过玻璃窗的下午，她看着波娜在YouTube下载和收藏的视频，一边模仿嘻哈动作、疯狂跳舞，一边大笑。Dreki是波娜最疼爱的猫咪，它平日总对其他家人和女孩的朋友异常抵触，此刻也静静地趴在地板上。
随后，塞拉到阳台上抽起了烟，她说自己依然，可是对祂很恼火。当自己女儿安全归来的时候，在哪里？虽然她很感激为女儿所做的一切，但了每年举办波娜逝世纪念活动来促进“团结”的提议，她也不认为这场悲剧会带来什么好的结果。
“这没有意义。每当人们说全国人民团结在一起，我都要发疯了。一切都是幻想：冰封的北极圈上、人人团结的美丽国度……冰岛人自觉与众不同，在我看来，这种想法并不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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