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故乡的女人们最深刻的记忆，是儿时她总裁做完留在她身体里们每天挑水的场景，那是一幅极美的画卷。清晨，天刚蒙蒙亮，村里家家户户的女人们已经悄悄起床。听到“哐当”一声，大门打开，还在睡觉的孩子迷迷糊糊知道，母亲去河边挑水了。
满满两桶水，担在肩上，左右手前后扶住担子的链条，轻巧而细碎的步伐，额头微微有些细汗，扁担的两头均匀地上下弹跳，桶里的水因为这个节奏而平平稳稳。女人们挑水走过的上，很少看见洒了水的痕迹，倒是偶尔会看见她们休息过的地方有放过的水桶印。
女人们把水缸挑满后，袅袅炊烟便升起了，天才慢慢大亮起来。挑水的女人们有许多故事，我幼年时，故乡有一个智障的小伙子，人们叫他“黑娃”。那个年代，一个女人到了婆家，挑水、做饭变成了她每天早晨的固定职业。刚嫁过来的新媳妇们，在婚礼上都会见到“黑娃”，对智障但能唱催人泪下的丝南线河湟曲艺和“花儿”的“黑娃”，多少有些。男人会告诉自家新媳妇，看见“黑娃”，躲着点，他也就是跺脚你，你不理他，他无趣了就走开了。
有一年，我的一个婶娘去挑水，她是个性格泼辣的女人，“黑娃”跺脚吓她，她拿起扁担去打他，结果把他激怒了，“黑娃”拿了河边的石头把婶娘家的新雪花铁桶给砸扁了，婶娘回家哭了好一阵子。叔叔对婶娘说：“不吭声不就没事了？‘黑娃’也是可怜人。”
村子里有雪花铁桶的人家并不多，对于少数女人来说，这样的桶省力，装水多，自然在其他女人面前变得骄傲起来。好多女人挑水用沉重的木桶，拥有雪花铁桶便成了梦想，挑水离河边百米之外休息的时候，拉一两句家常的女人们，时不时把羡慕的眼光投到雪花铁桶上，心里稍稍有些埋怨自家男人的粗心大意。可能当时我年龄小，有些故事我也不记得了。
十年前，我到湟中县西川的一个村子里去，那里有一位河湟曲艺的民间老艺人，他会唱一部《蓝玉莲挑水》。我在去之前，知道一些青海曲艺的内容。关于《蓝玉莲挑水》，我知道没有什么复杂的故事情节，大概是说蓝玉莲是个童养媳，结婚后她每天要挑水，十分辛苦。
我到达目的地，才知道《蓝玉莲挑水》是一个非常悲情的故事，有点像中国版的“魂断蓝桥”。婆家怕蓝玉莲挑水偷懒，专门做了两只尖底的木桶。蓝玉莲裹着小脚，每天披星戴月地挑水。村子里她总是第一个挑水的女人，山间猫头鹰的叫声或者狼的嘶鸣都让她感到无比恐惧。我当时想起了“黑娃”，村里的媳妇们都说“黑娃”虽然智障，但河湟曲艺唱得非常好。他是不是在村里娶媳妇时，唱的就是《蓝玉莲挑水》？只能遗憾当时年纪太小而与珍贵的民间文学失之交臂。
后来我专门查证了蓝玉莲这个故事的演变，最早是在庄子的《盗跖》篇，只有几句话：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后来在中国民间，逐渐产生了多个版本的蓝玉莲的故事。
我忽然觉得，这些细碎的故乡记忆，让我与庄子生活的时代仅有一步之遥。现代社会里，我曾亲眼见过的民间生活，比如每天挑水的女人们，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了。当一个人取水不费吹灰之力时，谁会真正珍惜这大自然的恩赐呢？如果一个人的童年被各种动画片占据，他成年后，还会给自己的孩子讲述有关孤儿兄妹情深的《摇篮曲》的故事吗？
今年三叔家搬新院房，我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新村到处是现代城市的气息，所有院落都一模一样，不是家里人来接，真的辨不清三叔家的新院子。令我惊讶的是，“黑娃”依旧在，和他一起的居然还有两个智障的人。叔叔说，村里所有的红白喜事，他们都是固定参加的客人，这和我记忆中三十多年前的场景一样。
我问三叔，怎么又多出来两个“黑娃”？叔叔说，一个是二十年前，老家人传说是外乡人家的姑娘生了一个儿子，有辱。估计姑娘家人想尽办法也没打掉孩子，生下后就偷偷把孩子放在村里一户人家大门口。早晨开门看见孩子，这家善良的夫妇收养了他，但没想到孩子是个智障，这些年也拖累了这对夫妻。
另一个是年轻的新媳妇怀孕后，只想着离婚后去城里的花花世界，吃了好多药孩子也没打下来，生了孩子就走了。爷爷奶奶带着孩子很苦，孩子长大一些时，才发现是个智障。
我问“黑娃”还唱曲儿吗？“黑娃”好像没听懂，他吃得已经打了好几个饱嗝，但他浑浊的眼睛还直勾勾地盯着叔叔给他专用的碗里的吃食。叔叔说：黑娃，别吃了，别吃坏肚子，拿回去晚上吃。“黑娃”嗫喏着，好像在说什么，我没有听清。
其实，我应该知道“黑娃”早就不唱曲儿了，那两个和他一样的客人也不会唱曲儿，他们蹲在墙角，专注于他们碗里的食物。女人们再也不用担心“黑娃”们跺脚她们，因为水就在手边。女人们少了挑水的环节，也就逐渐少了挑水的故事。进城打工的故事渐渐多起来，白天的村子里异常安静。
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民俗与民间文学，这些童年时细碎的故乡记忆，也是我们每一个人成年后生活的组成部分。
身处电子时代的你，是否也有关于故乡的民俗与文化的回忆呢？是否也觉得那些文化的碎片已经渗入血液了呢？
文章来源于弘易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