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经济带”构想的背景、潜在挑战和未来走势
【编者按】中国国家习2013年9月在出访哈萨克斯坦期间提出“丝绸之经济带”这一战略构想。该构想突破了传统的区域经济合作模式，主张构建一个包容的体系，以的姿态接纳各方的积极参与。重新激活这条古老的贸易通道，对于沿途国家的经济建设、地区繁荣乃至世界经济的平衡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构想一经提出，立刻引发了相关的高度关注。“丝绸之经济带”提出的背景是什么？这条古老的文明之能否再度承载起促进区域经济繁荣、推动东文明交融的历史重任？“丝绸之经济带”构想与美国的“新丝绸之计划”相比有何显著特点？考虑上海合作组织和即将成立的欧亚经济联盟以及俄、美、日、欧等在该地区具有影响力的大国因素，如何在这些组织和利益攸关大国之间进行协调？“丝绸之经济带”将跨越多国边界，跨境物流需要充分考虑体制、官僚和等因素的消极影响。为了厘清这些问题，本刊编辑部特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参加讨论，从历史传承和国际合作两个维度，对“丝绸之经济带”构想进行梳理，在纵向与横向的比较中进一步认识其内涵，评估其发展可能面临的潜在挑战，进而判断其未来的走势和前景。
王海运（中国关系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国家研究中心高级顾问）
建设“丝绸之经济带”，是习2013年9月访问中亚国家时提出的中国对大中亚国家经济大合作的战略构想，是新形势下中国扩大“向西”的重要战略部署，同时也是践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大动作、贯彻新型义利观的大手笔。
构想提出后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得到“丝绸之经济带”沿途国家的广泛响应。由于习对构想内涵的解释比较原则，作为国家元首的也不可能对此作出详细阐述，有关部门亦未来得及充分阐释，各方解读出现不小差异。因此，欧亚问题研究界有必要对此进行深入探讨和解读。
习在哈萨克斯坦谈到建设“丝绸之经济带”时提及，这是一种“创新合作模式”，要从“加强政策沟通、道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相通”做起，“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
根据习的解释，考虑到其他影响因素，笔者认为，对“丝绸之经济带”构想的基本内涵，大体可从以下方面去理解：
这是一个基本框架。首先制定一个框架，然后逐步充实具体内容，是中国战略谋划的习惯做法。由于是对外经济合作构想，需要与可望纳入这一“经济带”的主要国家，首先是上海合作组织国、观察员国进行沟通，并且根据其需求和愿望进行调整，以相互对接、协力推动。所有这些都需要一定的时间，因而很难从一开始就提出系统的战略规划。在一定意义上讲，中国应是“丝绸之经济带”的者、推动者，而不是包揽者、领导者。丰富“丝绸之经济带”的内涵应是所有有关国家的共同任务，因此，中国不可能从一开始就提出面面俱到的合作规划。但是，不能长时间停留在原则性构想阶段，以免被误读、，或者被者曲解。
这是一个经济大合作的构想。既然是“经济带”，理所当然应以经济合作作为基本内容，涵盖多个经济领域的合作，并且遵循经济规律、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当然，如此大规模的经济合作离不开关系作为基础，离不开外交和公共外交提供支持。而且，经济合作必然产生影响，包括密切国家关系、促进有关国家通过发展经济实现稳定。经济合作也必然带动人文合作，深化有关国家人民的相互了解、相互理解、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因此，习提出通过推动“五通”，“全面加强务实合作，将关系优势、经济互补优势为务实合作优势、持续增长优势，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促使地区成为“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好伙伴”。按照笔者的理解，还应进一步将整个大中亚地区连接成为一个新型地缘经济板块，为新兴国家的崛起和世界经济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进而集结起一支新兴地缘力量，共同推动更加合理的新型国际经济秩序的构建。
这是一个“经济带”而非“经济区”合作构想。在国际经济合作安排中，“经济带”与“经济区”存在较大差别。“经济带”近似于“经济圈”，有关安排不追求“紧密型经济一体化”；而“经济区”大多构成较为紧密的经济一体化合作关系，并且需要建立必要的组织机构。“经济带”的性、灵活性远高于“经济区”，宜双边者则双边、宜多边者则多边，以双边促进多边、以多边带动双边，自愿参与、协同努力。“经济带”的内涵也非常丰富，不是某一领域、单一项目的经济合作，而是多领域、多项目的经济合作。就“丝绸之经济带”建设而言，重点应是沿途国家需要、中国能够提供支持的经济合作项目，例如，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金融投资、商品贸易、资源开发、科技研发等。
这是一个以广义上的“”为重点的合作构想。“”是关键词。这里所说的“”不是普通的道，而是对古“丝绸之”的复兴与发展，是利用高速铁、高速公、油气管道以及航空、互联网、特高压和智能电网等现代科学技术建设的、多向的道、信息、能源互联互通网络，其覆盖区域也更加广阔。用习的话来说，就是实现“交通便利化”，“打通从太平洋(601099,股吧)到波罗的海的运输大通道”，“逐步形成连接东亚、西亚、南亚的交通运输网络”。其目标应当包括：极大地提高物流速度，扩展物流空间，降低物流成本，密切相互经贸关系；实现亚欧两端国家从太平洋到大西洋(600558,股吧)和印度洋的直接联通，为亚欧腹地国家东出太平洋、南下印度洋、西达大西洋提供便利。 这是一个覆盖古“丝绸之”沿途主要地区的合作构想。古“丝绸之”有多条线，主要覆盖亚欧中部地区。从现实可能及中国战略需要看，“丝绸之经济带”的建设重点也应是亚欧中部地区，即大中亚地区、中国西部大周边地区、上海合作组织国和观察员国所在地区。“丝绸之经济带”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不具有排他性，欢迎区域外国家提供支持、参与共建；但是吸收哪些区域外国家参与，必须以沿途国家的需求作为基本考量，而不能盲目吸收区域外国家参与，更不能允许某些区域外大国以参与为名进行搅局。当然，从长远发展看，“丝绸之经济带”建设有必要根据需要与可能，逐步向亚欧更广阔的空间扩展。
这是一个秉承“丝绸之”的合作构想。古“丝绸之”所形成的“和平、合作、和谐”，体现了人类的共同价值观，是人类的宝贵文化遗产。这与殖义者通过血与火的教东征和殖民战争所开辟的、、之完全不同，与霸权国家所力推的以控制他国经济命脉、改变他国制度为深层目的的类似计划也有着本质的区别。“丝绸之”符合21世纪“国际关系化、世界文明多样性”的时代要求，甚至可以视其为西部大周边国家的“普世价值”。“丝绸之”与“上海”所的“共同发展、共同安全”完全相通，建设“丝绸之经济带”对于“上海”、促进上海合作组织发展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赵常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丝绸之经济带”战略构想是惠及三四十个国家30多亿人口的宏伟事业，实施后将是中国对世界发展和人类进步的重大贡献。
“丝绸之”发端于2 000多年前的中国，这是一条连接中国与亚、欧、非三大洲广大地区的商旅之、文化交往之和友谊之，以其对人类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载入史册。今日中国提出“丝绸之经济带”构想，无疑是续写古代曾于广大的美好篇章，意义重大。但世界变了，时代变了，今日“丝绸之经济带”的意义和内涵远远超过古代“丝绸之”，赋予强烈的时代气息。该战略构想涉及、经济、人文、国际关系等诸多方面，但其拥有的“和平、友谊、合作、共赢”的旨与古老“丝绸之”一脉相承，没有改变。
“丝绸之经济带”建设起码要实现习所说的“五通”目标，即“政策沟通、道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相通”。试想，“五通”若能实现，在亚、欧、非三大洲即使不是全部国家，也是在相当多国家做到交通通讯互联互通，贸易和投资便利，货币流通，人员彼此友好往来，这将是何等美好的景象。做到这一点，之间不仅贸易额会大幅度提升，不信任会有效化解，而且通过互通有无、互惠互利，达到双赢多赢、共同发展。正因为“丝绸之经济带”可以带来如此美好的前景，受到有关国家的广泛欢迎。2014年3～4月习出访欧洲四国，法、德等被访国都对“丝绸之经济带”反应积极，就充分说明这一点。
不过，由于这个战略构想涉及众多国家，而的国情又不尽相同，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和利益。虽然说该战略构想总体上符合的利益，但也会有局部难以契合。目前来看，欢迎和赞同声音多于怀疑和反对声音，这就为“丝绸之经济带”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前提和良好的基础。
“丝绸之经济带”构想之所以受到欢迎，是因为它具有非常突出的特点，也可以称做是优点，这就是它摒弃意识形态的羁绊，通过利益链条将有关国家联系起来，强调通过友好合作达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而实现的手段是通过友好协商、求同存异，最终结成“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丝绸之经济带”是的大好事情，但作为一个新生事物，欲建成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要使有关国家充分认识“丝绸之经济带”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使有关国家认识到中国提出的这个战略构想不是为谋，不会它们的利益，愿意接受它，这需要一个认识和实践的过程。笔者认为，“丝绸之经济带”建设难点不少，在中国国内和国际方面都存在，包括理解的误区和实施的阻力。
国内方面：一是目前在部分单位和个人中存在理解方面的偏颇。例如，过分强调该战略构想是为发展中国西部的需要，特别是为了解决新疆面临的问题而提出来的，因此，忽视了“丝绸之经济带”建设是国家战略，弱化了其战略性，考虑不到这是需要举全国之力完成的事业，导致一些地区和部门对这项事业关注不够，甚至认为与己无关。二是存在解读片面的情况，只强调“五通”中的某一项。例如，只强调推动运输走廊建设，而忽视“五通”的其他方面。三是只看做是的事情，所有工作都要由包办，忽视一切有愿望、有能力的企业、单位和个人，不分所有制形式都可以参与。四是存在“赶集”现象，不管是否具备条件都想一试。某些人不是为了从事与他国“共赢”事业而走出国门，而仅仅是为牟取个人前往。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一些单位和个体户为牟取而干出一些国家形象的事情，其不良影响很长时间都难以消除，这个教训不能忘记。
国际方面：一是俄罗斯迄今仍不十分积极。普京总统虽然在索契冬奥会期间在与习会见时对“丝绸之经济带”建设持积极立场，但他只强调运输方面的协调与合作，而对政策沟通并未提及。可以认为，俄罗斯对如何处理其主导的统一经济空间和未来的欧亚经济联盟与“丝绸之经济带”的关系问题还没有相对成熟的方案。由于俄罗斯是统一经济空间的主导国，其立场多少会对中亚国家有所影响。中亚地区是“丝绸之经济带”建设不可逾越的地区，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又是上海合作组织的国，如果它们口惠而实不至，势必影响构想建设的进程。二是“丝绸之经济带”覆盖有三四十个国家，它们分别属于若干定位并不一致的地区性国际组织。虽然都是主权国家，但也不能完全已加入的国际组织对国的对外经济合作的。因此，欲做到政策沟通，特别是在建立贸易区问题上，就会产生很大阻力，目前上海合作组织就存在这样的问题。三是构想覆盖地区是安全问题多发区，民族、教、领土纠纷、资源争夺、毒品、有组织犯罪等问题引起的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层出不穷，国家间信任度较低。四是目前已经存在的一些所谓“计划”，如美国的“新丝绸之计划”等，也存在对构想建设的干扰。五是国际和地区形势复杂多变，也会影响“丝绸之经济带”覆盖国家的外交决策和参与程度。
基于上述问题，在“丝绸之经济带”建设中似应做到：第一，对构想要全面理解和正确解读，使国内和国际社会形成正确的认识，避免产生，特别是要求国内各地区、各部门能形成统一的认识，避免各行其是。第二，要对提出“丝绸之经济带”构想的本意、欲达到的阶段性目标和大致的实施计划，以权威机构名义通过或其他有效方式国内和国际社会，以发挥解惑释疑和引导的作用。在此之前和在推进的过程中要广泛听取国内外各方面的意见，修正计划和解决实施中产生的问题。第三，在鼓励国内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积极参与的同时，防止落实冲动，一哄而上。要做细致周密的准备工作，第一步一定要走好。要加强监管，切忌自流。第四，要通过市场手段带动“五通”建设，要肩负政策沟通的重任，还要对经济活动履行监管责任。第五，对构想实施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不要急于求成，指望一蹴而就。“五通”是齐头并进还是孰先孰后，如何推进贸易区谈判，要根据国情不同区别对待，不必划一，争取做到成熟一项就解决一项，谈成一国就签署一国。从战略角度考虑，应优先考虑与中国周边国家的建设进程。第六，处理好与区域性国际组织，特别是与上海合作组织的关系，使区域性国际组织能做到密切合作，为“丝绸之经济带”建设助力，而不要成为阻力。第七，做好信息工作，与该项事业有关的理论研究也要跟进和配合。
李建民（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一） “丝绸之经济带”的初衷
在几千年人类文明史上，亚欧充满了血与火的经历，只有古“丝绸之”是和平之、合作之、友好之。古“丝绸之”的价值和在于相互学习、相互借鉴。中国之所以提出建设“丝绸之经济带”，首先是希望发掘古“丝绸之”特有的价值和，并为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在全球化的今天，把古“丝绸之”的价值发扬光大，实现地区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是中国提出“丝绸之经济带”的初衷。
“丝绸之经济带”充分兼顾了国际、国内两方面的战略需求。首先，它是基于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长期以来，由于自然、历史和社会等原因，中国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方面相对落后。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数十年后，东西部发展差距过大依然是困扰中国现代化全局的最大短板之一。建设“丝绸之经济带”是解决国内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的重要举措。随着“丝绸之经济带”建设的推进，将会有大量的资源从东部转移到部，在“丝绸之”上将培育出新的经济增长极，引进产业、聚集人口，从而加快部的跨越式发展。目前，部各省都在积极运筹，希望在建设“丝绸之经济带”的大背景下，能够抓住新的机遇，带动和促进本地区的发展。
“丝绸之经济带”提出的另一重要因素是要寻求全方位的格局。中国30多年来，东部沿海地区一直是前沿，且主要面向发达国家。从1999～2012年，中国的前七大贸易伙伴始终为欧盟、美国、日本、东盟、中国地区、韩国和中国地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和外部均发生巨大变化，发达国家市场，尤其是欧洲市场的萎缩，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引起的连锁反应给中国在国际经济方面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在新形势下，要改变以往过于依赖美、日、韩及东盟市场的被动局面，通过部地区扩大向西，加强与中亚、南亚、西亚乃至欧洲地区贸易往来和经济、技术、金融合作，从而形成中国全方位对外格局。
从国际视角看，“丝绸之经济带”两端是当今国际经济最活跃的两个主引擎：欧洲联盟与环太平洋经济带。“丝绸之经济带”沿线大部分国家处在两个引擎之间的“凹陷地带”，经济发展水平与两端的经济圈落差巨大，交通基础设施供给严重不足。但此地有横跨欧亚和与中国接壤的地理优势，有丰富的矿产资源、能源资源、土地资源和人力资源。发展经济与追求美好生活是该地区国家的普遍。“丝绸之经济带”将在空间上形成中外的轴线，成为促进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互惠互利、交流合作的纽带。从长期发展看，建设“丝绸之经济带”可进一步推动亚欧的经济合作，促进经济发展，进一步改变整个亚欧的经济版图。这一战略实施的终极结果将会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进而构建国际、文化新秩序。
（二）“丝绸之经济带”是区域合作的新模式
“丝绸之经济带”横跨亚欧，绵延1万多公里，途经近40个国家，总人口近30亿。历史上，古“丝绸之”就分为北、中、南三线，将亚欧众多的国家连接在一起。而今天，中国与亚欧国家的合作日益密切，“丝绸之经济带”可通过灵活的合作方式，将更多的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
目前国际上已有多个“丝绸之”计划版本，如美国的“新丝绸之计划”、俄罗斯的“新丝绸之”、日本的“丝绸之外交”、伊朗的“铁丝绸之”、哈萨克斯坦的“新丝绸之”项目等。比较这些计划，最突出的特点是，制定者本着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思构架蓝图，在很大程度上是强调自己的“连”和“通”，目的是一方面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另一方面让竞争者边缘化。由于多种原因，这些计划或已停滞，或困难重重。对于“丝绸之经济带”而言，从中得出的最重要借鉴是，有关各方应努力协调，找到彼此间利益共同点。只有兼顾地区的现实和长远利益，立足于共同发展，才能真正实现“丝绸之”的全面复兴。
目前，“丝绸之经济带”沿线制度不同，发展水平差距很大，开展合作顾虑很多，落实多边项目受到资金的制约，需要探索一种各方都能受益的合作方式。与欧盟的“竞争导向的一体化”安排不同，“丝绸之经济带”将更注重依靠区域主体自身的文明特点、发展特征、资源与制度禀赋的优势来形成发展的合力，实践一种“合作导向的一体化”，而不仅仅是通过一套无差异或标准化的市场准入、税制、劳动力与货币规则来挖掘各自的竞争力。“丝绸之经济带”是一种创新的合作模式和有效途径，提倡不同发展水平、不同文化传统、不同资源禀赋、不同国家间开展平等合作，共享发展，通过合作与交流，把地缘优势为务实合作的。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应当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作出更多的贡献，成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领头羊”，在扩大本国经济发展空间的同时，实现与地区国家，包括区内其他大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对接，进而打造一个幅员辽阔的欧亚经济合作带，使实现互利共赢。
中国明确表示在经济带中不谋求大国地位，其他国家也不应谋求。“丝绸之经济带”不是“核心和边缘”的剥削型经济关系，也不是“依附与被依附”的不平等经济关系，都是平等的参与者，是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在建设“丝绸之经济带”过程中，中国提倡新的义利观，多予少取，这与霸权国家所力推的以控制他国经济命脉、改变他国制度为深层目的的“新丝绸之计划”有着本质的不同。中国必须向周边国家以及其他国家充分阐释这一观点，争取周边国家的更多信任和支持，避免“新殖民论”或者“范围论”的反弹。同时，“丝绸之经济带”是型合作带，欢迎区域外国家参与。“丝绸之经济带”也不排除与美欧大国在“丝绸之经济带”框架内开展合作的可能性。
（三）“丝绸之经济带”的推动手段
建设“丝绸之经济带”的根本目的是使欧亚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其手段就是“五通”，即加强政策沟通、道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相通。
政策沟通指的是无论是西部地区各省之间，还是“丝绸之经济带”沿线国家和地区之间，都需要重视和加强政策协调，就经济发展战略和对策进行充分交流，协商制定推进区域合作的规划和措施，形成合力。 道联通意味着需要更加注重“丝绸之经济带”沿线之间基础设施的建设，以互联互通为先导，逐步形成连接东亚、西亚、南亚的交通运输网络。目前，中国正在积极推动与中亚国家间建成铁、公、航空、电信、电网、能源管道的互联互通网络，发展与中亚国家的资金流、物流、人流和信息流等方面的合作，这是促进和帮助区域内国家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有效途径，也是未来实现大区域合作的前提和基础。
贸易畅通是国家之间深化经济联系的重要方式。经济一体化的标志是贸易联系的紧密化、扩大化和便利化。贸易畅通需要增进中国与“丝绸之经济带”沿线的贸易往来，就贸易和投资便利化问题进行探讨并作出适当安排，在互通有无、取长补短中不断扩大贸易规模和优化贸易结构，在减少贸易摩擦和降低贸易壁垒中实现互利双赢。
货币流通是对外贸易以外经济联系深化的又一具体表现。建设“丝绸之经济带”，将为中国与沿线的投资往来提供广阔空间。要加强金融领域的合作，促进在经常项目下和资本项目下实现本币兑换和结算，降低流通成本，增强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
相通是开展区域合作的基础和社会基础。与相关国家共建“丝绸之经济带” 更需要从软角度入手增进交流互信，重要的是人员的交流、文化的交融、价值观的理解和渗透。要加强公共外交，推动智库和、消费者和企业、人才间的交流互通。
“丝绸之经济带”建设必须贯彻务实灵活的合作方针，多种合作形式并举，“以点带面、从线到片”，积极稳妥、循序渐进。不能急于求成，合作深入是水到渠成的过程。
（四）“丝绸之经济带”境外建设应以中亚为重点
建设“丝绸之经济带”的重点障碍和关键环节不在国内，而在国外，中亚地区应是现阶段合作的重点地区。中亚地处亚欧的中心地带，地缘战略重要性突出，其独特的地理和丰富的资源使其成为大国力量和各种争夺的地区。100多年前，英国地缘专家麦金利就曾预言，包括中亚在内的亚欧的腹地是全球战略竞争的决胜点。无论从地缘和安全角度，还是从资源和文化角度考察，中亚地区对中国都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目前，中亚地区已成为中国的核心利益区，是中国西北边疆的安全屏障和经贸、能源战略合作伙伴。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深刻复杂变化，中亚国家既具备利用经济互补优势实现共同发展的机遇，也面临着外部渗透以及“三股”等共同挑战，唯有加强合作，才能营造和平、稳定、安全的。进入2000年后，中国与中亚地区的合作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中国与中亚国家3 300多公里的边界已全部划定，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不存在任何难以解决的问题。2013年，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全面提升至战略伙伴关系，经贸合作规模增长上百倍，中国成为中亚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除双边层面外，在多边合作领域，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使中国与中亚国家在安全和经济合作领域有了相对完备的合作机制，未来亦可成为“丝绸之经济带”天然的合作平台。尽管“丝绸之经济带”范围广阔，包括众多国家和地区，但由于中亚是中国向西的第一站，对于建设“丝绸之经济带”具有基础性和示范效应，理应成为“丝绸之经济带”的重要板块和核心地带。中国与中亚在“丝绸之经济带”合作的主攻方向包括：
打造中亚国际能源合作示范区。利用好中国与中亚国家能源领域的互补优势和国家关系优势，抓住中亚国家期望同中国扩大能源合作的机遇，以积极进取、务实灵活的姿态参与中亚地区的双边能源合作及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多边能源合作，努力实现能源供应多元化，加快提升石油战略储备水平。
在“丝绸之经济带”战略框架内，中国与中亚国家继续拓展区域内公、铁、电力、通信、信息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合作。双方可制定相应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清单和投资指南，引导企业向重点领域和优先领域投资。
与中亚国家共同打造经贸合作区和开发区，形成相互依存的产业链。这种开发区不一定面积很大，但是它必须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为双方共同需要，能够引领当地的工业布局，解决当地的就业，并且能够使得财政经济腾飞。中国要像中心城市发挥溢出效应一样，让周边地区得益。
（五）“丝绸之经济带”与现有一体化组织的关系
“丝绸之经济带”属于跨国“经济带”，其规模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带”，远景目标是构建区域合作新模式。“丝绸之经济带”与传统的区域合作模式的区别在于，传统的区域合作是通过建立互惠的贸易和投资安排，确立统一的关税政策，然后建立超国家的机构来实现深入的合作。而“丝绸之经济带”不是“紧密型一体化合作组织”，不会打破现有的区域制度安排。其实现途径是以战略协调、政策沟通为主的高度灵活、富有弹性的方式。“丝绸之经济带”在实施过程中，需要处理好以下关系：
第一，避免出现“面条碗”效应。“丝绸之经济带”沿线已有多个区域性合作组织，存在多种区域经济合作方案：中国发起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一体化、美国的“新丝绸之计划”、欧盟的“新中亚战略”、土耳其的“突厥语国家联盟”、海湾国家合作理事会、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等。这些地区组织的一体化机制功能相近，却不能互相代替。“丝绸之经济带”不是上述地区合作方案的竞争者，而应与区域内已有的制度安排共同发挥作用，同时避免出现“面条碗”效应。
第二，未来中国面对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处理“丝绸之经济带”建设中缺乏主导国与推进制度建设之间的平衡关系。国际区域合作的实践表明，缺乏主导国的一体化往往存在内部合作凝聚力不足。从长远发展看，中国有可能成为新的区域合作的主导国。中国要设计如何在一对一合作的同时，展现多边合作体系下的领导责任的合作机制，同时要有规则制定意识。不做制度安排不等同于不搞制度建设。国际上现有的区域经济合作实践表明，制度和法律建设十分重要。从操作层面看，中国可率先着手构建“丝绸之经济带”的基础设施建设合作机制，系统推进该地区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
第三，要处理好与地区大国的关系。“丝绸之经济带”是大国角力的舞台，中亚于俄罗斯、南亚于印度都有不可替代的特殊与安全利益。是亚欧最具影响力的大国，印度是南亚大国，没有这些国家的共同推动，“丝绸之经济带”的建设将十分困难。中国在该地区要找好自己的角色定位，加强与这些国家在能源、交通运输、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中的沟通和协作，共同推进“丝绸之经济带”的建设。
孙壮志（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员）
“丝绸之”作为一条横贯东西、连接欧亚的商之所以能够载入史册，是因为它不仅仅是普通的贸易通道，而是促进不同民族和地区友好交往、使沿线不同国家共享千年繁荣的和平之、合作之。“经济带”作为区域合作的一种方式，依托便利的交通或自然条件，形成合理的生产分工和贸易结构，促进区域内地区和国家的共同发展。把“丝绸之”与“经济带”合为一体，体现了一种全新的合作与合作方式。
新“丝绸之”具有良好的人文与基础
首先是古代“丝绸之”的传承。历史上的“丝绸之”，东起中国汉、唐两大王朝的都城长安，经河西走廊和新疆，而后穿越中亚、西亚到达欧洲，全长7 000多公里，延续2 000多年，是中国与中亚、西亚乃至欧洲和非洲进行贸易和文化交流的主要渠道，也是沿途人民共同创造的古代经济奇迹。不仅开展商品贸易，也共同保障、通道的安全。“丝绸之”的发展经历了多次较大的起伏，一般来说其繁盛与沿线国家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例如，中国的唐朝社会经济空前发达，“丝绸之”也达到了一个顶峰；同样，沿线其他国家如果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中转站和集散地就越多，可供贸易的商品也越丰富。“丝绸之经济带”是古代“丝绸之”在当代的伟大复兴，平等合作的将会继续发扬光大。
其次是国际经济的变化。当今世界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不断拓展，国与国的经济联系空前紧密，相互依存度提升；另一方面危机的传导作用增强，抵御经济风险和贸易的意识增强，出现了形式多样的重重壁垒。亚欧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在国际和经济格局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丝绸之经济带”一边是经济快速发展的亚太地区，另一边是经济技术独领数百年的欧洲，中间则是资源丰富、潜力巨大的中亚、西亚国家，相互之间的贸易往来增长迅速，投资活动也越来越活跃，建设“丝绸之经济带”，有助于消除障碍，为开展多边合作创造条件，使各方充分受益，实现共赢。
再次是双边关系的提升。“丝绸之”沿线的国家尽管存在巨大的制度和文化差异，但普遍奉行和平友好的外交政策，希望与世界上更多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与中亚国家、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都逐步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例如，中国与俄罗斯以及中亚国家已经彻底解决了边境纠纷，签署了包括《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等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双边文件，近几年中国与中亚所有国家都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已经成为该地区最大的贸易和投资伙伴之一。这些国家彼此都把对方视为外交布局当中最优先的方向，领导人经常互访，各个部门、各个领域、各个层次的合作都已经机制化、常态化，人员交流也达到了较高水平。
第二条亚欧桥可以借此提升经济与战略价值
“丝绸之经济带”最直观的体现应该是交通、贸易、投资的便利化，是其他合作的基础与前提。亚欧幅员辽阔，国家众多，地理条件复杂。苏联时期，经西伯利亚建设了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的第一条亚欧桥，但这条线距离过长，太平洋的出发点符拉迪沃斯托克又是冬季封冻的港口，经济价值十分有限。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亚国家的，开始积极推动第二条亚欧桥的建设。1992年连接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的国际铁联运开通，改变了中亚经济上的封闭状态，促进了中亚国家的对外经济联系。第二条亚欧桥概念上更广，不仅包括铁，还有公、航空、通讯等方面的互联互通以及海关、过境、货运等方面的合作。这条线途更近，可以大大节省运输的时间，重建“丝绸之”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提出来的，成为不少中亚国家外交战略的核心内容。
中亚因为处于亚欧的中央，对“丝绸之”的复兴意义重大。第二条亚欧桥有助于把中亚再度打造成为亚欧上的陆交通枢纽，国际社会倾注了前所未有的热情，一些金融机构也积极投入，出台多种多样的交通合作项目。例如，欧洲提出的“运输走廊”计划、亚洲开发银行提出的中亚区域合作机制等，希望经高加索、中亚开通一个连接欧洲与中国的捷径。第二条亚欧桥在中亚国家经济最困难的时候全线贯通，中国为哈萨克斯坦商品提供出口港，了多个陆口岸，土库曼斯坦则修建了到伊朗的铁。来自中国、伊朗、土耳其等国的大量廉价商品源源不断进入中亚，对中亚国家缓解国内经济危机、基本生活需求、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由于中亚国家经济的恢复比较缓慢，基础设施陈旧，过境能力有限，加上周边安全形势恶化，中亚国家间的经济合作很不顺畅，区域内的交通合作陷入困境。国家更关心中亚的能源开发和“”进程，俄罗斯则更注重建立自己主导的、具有排他性质的多边机制，巩固自己的军事、和经济存在，双方都对中亚的基础设施缺少投资的热情，美国、欧洲的交通计划还带有防范俄罗斯的地缘目的。另外，出于安全上的顾虑，中亚国家无法接受建设标准轨距的铁，也影响了运输和通关的便利。在这样的情况下，第二条亚欧桥更多还是停留在构想和计划当中，无法真正实施，只是国际运输当中一个不被看好的选项之一。“丝绸之经济带”的提出，有助于破解上述难题，推动一些跨国项目的落实，赋予第二条亚欧桥全新的生命力。
“丝绸之经济带”以创新打造区域合作新模式
作为提出的一项重要外交，共建从太平洋到波罗的海的“丝绸之经济带”，实际上可以成为未来区域经济合作的先导和基础，也可以为区域内的不同国家、不同机制打造合作的全新平台。由于线上更加灵活，覆盖面更广，四通八达，呈现一种网络状分布；内容上也更加丰富，为相互的贸易、投资活动创造便利条件，政策上实现与互惠，都成为“丝绸之经济带”合作的应有之义。在这样的意义上讲“丝绸之”的复兴，已经有了更高的层次，也得到了更加强有力的支撑。目前，在亚欧上已经成立了一系列多边经济合作机制，如上海合作组织、欧亚经济共同体、关税同盟、亚经济合作组织等，但都遇到了投资和交通方面的瓶颈。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意识到只有加强区域合作才能有效抵御风险，扩大了对经济合作的客观要求。
“丝绸之经济带”的建设，其内涵既有交通、能源、金融等重点领域的合作，也有农业、中小企业以及市场中介服务方面的合作，还包括科技、环保、旅游、卫生、教育、救灾等领域的交流。而且是一个的合作平台，可以吸纳区域外的国家、国际组织和国际金融机构的广泛参与。另外，需要沿线国家的参与，强调合作共建，发挥各自的优势，真正形成经济发展的“分工协作”关系，为的经济注入新的增长动力。“丝绸之经济带”应该在以下领域率先取得突破。
在交通领域，可以通过实施一些跨境运输合作项目，充分发挥现有的过境潜力；提高现有陆口岸的工作效率，推动口岸设施的建设；签署多边文件，切实消除现有公运输网互联互通方面的障碍；发挥跨境铁联运的优势，同时推动新的铁项目建设，把中亚的铁与外部更多地联系起来。
在能源领域，在建设石油天然气管道项目的同时，加强对跨国管道的和安全保障；建立能源合资企业，不仅联合勘探、开采油气资源，而且在油气资源的加工、运输以及新能源技术方面开展合作；上下游国家在条件成熟时可以建立能源共同体，在能源的生产、市场、运输等方面形成集约化，更具国际竞争力。
在金融领域，通过建立多边金融机构和融资平台，解决项目的融资问题；帮助规避国际上的金融风险，共同应对国际资本流动带来的挑战；改善投资，为相互投资提供优惠条件，有效投资者的利益。
“丝绸之经济带”不同于传统的区域经济合作模式，是一种复合的、共赢的、的合作与交流方式，可以发挥地缘上的优势，开辟一条不同发展水平、不同文化传统、不同资源禀赋、不同国家间平等合作、共享发展的有效途径。在全球经济整体低迷、贸易主义再度抬头的背景之下，建设“丝绸之经济带”将提供一种全新的合作与模式，改变过去的区域合作模式，不是通过建立超国家的机构和约束机制，而是在尊重利益的基础上寻求一种自下而上、自然而然的融合与互动，可以使世界的经济格局更趋合理，区域内的经济安全，以经济合作带动、文化交流，同时又以稳定的国家关系、安全上的相互信任促进经济的共同繁荣与进步。
[俄]A.B.奥斯特洛夫斯基（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副所长、高级研究员、经济学博士）
聂书岭译（新疆中亚科技经济信息中心主任、副译审）[1]
2013年9月7日，中国国家习在出访哈萨克斯坦时在位于阿斯塔纳的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提出了建设“丝绸之经济带”的宏伟构想。“丝绸之经济带”的一条分带应该是从中国经哈萨克斯坦到达俄罗斯的莫斯科，然后再分别通向明斯克和，途中经过俄罗斯的奥伦堡、喀山等城市。若从全局利益考虑，俄罗斯无疑对建设“丝绸之经济带”的这条分带很感兴趣。
一方面，这条在俄罗斯境内绵延2 223公里的分带将促进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吸引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而不仅是银行贷款。随着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太平洋沿岸至大西洋沿岸的货运将变得更加快捷。此外，该项目还可以成为发展公私协作关系的示范。
哈萨克斯坦尤其看重该项目在改善交通基础设施方面的意义，因为它将带动新的铁和公建设，有利于改进哈南北间的交通状况。而俄罗斯对该项目感兴趣的主要有莫斯科、、下诺夫哥罗德和鞑靼斯坦国等地，因为它将推动这些最具活力的沿线城市的客货运输大幅增长，这些地方现有的公和铁运输能力早已不能满足客货运输需求。
俄罗斯原则上已经做好加入这一项目的准备。俄联邦交通部副部长A.涅多谢科夫在喀山（俄联邦鞑靼斯坦国首府）举行的题为“建设欧洲—中国西部交通走廊”的国际研讨会上说：“横贯的运输项目指的就是振兴‘丝绸之’。这条新线将在上海合作组织国间的一些国际项目中发挥巨大作用。在2015年前将为该项目的实施划拨800亿卢布。”从他的发言得知，这条交通运输走廊俄罗斯段的建设期要持续到2019年。我们认为，如果中、俄、哈三国能够通力协作，是可以如期完成项目建设的。
另一方面，俄罗斯也有人反对该项目，俄罗斯国家铁股份公司就是其典型代表。目前，跨西伯利亚大铁根本没有竞争者，可“丝绸之经济带”项目建成后，就会出现有力的竞争者。随着“丝绸之经济带”的交通基础设施建成并投入高效运营，跨西伯利亚大铁的作用就会逐渐削弱。
俄罗斯还有不少人认为，“丝绸之经济带”项目还可能对俄罗斯的“北方海上之”项目形成竞争。但是，笔者及许多专家认为，“丝绸之经济带”项目和“北方海上之”项目根本不矛盾。“丝绸之经济带”项目是为中国经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通往欧洲的往返货运创造便利条件，而“北方海上之”项目是为了建设一条给最北方的地区（北极区域）供应燃料、工业品和消费品，同时把那里开采的矿物运往内陆的交通干线。
西伯利亚大铁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发展实践表明，早在这条铁的建设时期，就有大批移民被其经济潜力吸引到沿线地区来定居，结果形成了许多新的居民点。建设南西伯利亚—中亚铁、中东铁时，也出现了这样的情况。铁建设不仅能创造新的工作岗位，还能带动贸易、餐饮、服务、金融、教育、卫生保健等部门的发展。只要看看地图就会发现，如今俄罗斯人口比较密集的居民点几乎都在铁沿线。尤其是在西西伯利亚、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大部分的居民都聚居在西伯利亚大铁沿线地带。当“丝绸之经济带”在中国、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的交通线建成后，沿线的人口也将会出现增长。
当然，随着“丝绸之经济带”的建设，将会吸引越来越多的投资，实际上受益的会是所有的经济部门和所有的领域，20世纪初西伯利亚大铁和中东铁建成后曾出现过的繁荣将会重现。俄罗斯首先受益于“丝绸之经济带”建设的城市将有鄂木斯克、新西伯利亚、克拉亚尔斯克、伊尔库茨克等，相反，诸如托木斯克这些非沿线城市的地位可能会下降。从总体来看，这些沿线城市的基础设施将得到完善，这主要是物流和贸易发展的需求，同时带动金融、仓储、批发贸易、宾馆饭店业、工业生产的发展，甚至推动教育和卫生事业的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在俄罗斯境内的一些“丝绸之经济带”沿线城市建设贸易区将常现实的，尤其是在这样的终端城市。在郊外的湾岸边，拥有建设贸易区或经济区的各种条件，就像在中国上海和深圳一样。 俄罗斯鞑靼斯坦国已经制定了落实“丝绸之经济带”项目的具体规划，它比所有其他联邦主体对该项目的实施更感兴趣。鞑靼斯坦国不仅已建成了一条跨卡马河的长155公里的铁，还准备建设莫斯科—喀山高速铁，它被视为“丝绸之经济带”内铁干线的组成部分。这条铁计划于2018年前建成，也就是赶界杯足球赛在俄罗斯举办之前。
之间的利益冲突可能在于“丝绸之经济带”同西伯利亚大铁的竞争，后者长期在毫无竞争对手的条件下运行了近100年。因此，俄罗斯国家铁股份公司成为“丝绸之经济带”建设项目的主要反对者，它担心会失去很大一部分货运量。所以，必须设决这个问题，或者让俄罗斯国家铁股份公司承接中国东北的一部分货运，或者让它拥有未来的“丝绸之经济带”建设开发企业的部分股份。
为了协调和落实“丝绸之经济带”建设项目，中、俄、哈三国应成立一个联合工作小组，协商并制定在三国境内建设“丝绸之经济带”的具体规划，统筹三方的国家利益。应该在国家层面上作出共同实施“丝绸之经济带”建设项目的决议，由联合工作小组检查监督项目实施进程，并向高层汇报。
杨恕（大学中亚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关于古代亚欧上中之间、经济以及文化交流的历史，早就引起不少学者的关注，但是如何概括和形容这一历史活动，人们一直试图找出一个恰当的名称。19世纪以来，已有不少学者试图弥补这一缺陷。“丝绸之”最早由人提出，后来被中国学者认同和采纳，现已成为一个国际通用学术名词。最早提出并使用这一名称的学者是地理学家、地质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77～1912年，他历时35年时间撰写了《中国——亲身旅行的和以之为依据的研究》一书，书中描述了公元前114年到公元127年间，中国与河中地区（Transoxiana，中亚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地区）以及中国与印度之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交通线。作者时而把这条称为“驼队之”（die Caravanstrasse），时而称为“贸易之”（die Handelesstrasse），最终作者在叙述到公元2世纪托勒密（Ptolemaeus）撰述的《地理志》地理学家马里努斯（Marinus）有关东丝绸贸易记载的时候，明确提出了“丝绸之”（die Seidenstrasse）这一名称。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丝绸之”逐步扩大了它的空间范围。1910年，东亚史研究专家赫尔曼（Albert Herrmann）出版了《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一书，作者在书中说，要把李希霍芬提出的“丝绸之”西段延伸到叙利亚。虽然叙利亚与中国并没有建立直接的联系，但根据东方学者夏德（Friedrich Hirth）的研究得知：“尽管叙利亚不是中国生丝的最大市场，但也是较大的市场之一。而叙利亚主要就是依靠通过内陆亚洲以及伊朗的这条道获取生丝的”。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大批、日本的学者和探险家连续到中国新疆、甘肃等地进行考察，发现了古代中国与亚、非、欧交往的许多遗址和遗物，他们在相关著作中广泛使用“丝绸之”这一名称，这并把古代中文化交流所能达到的地区都包括在“丝绸之”的范围之内，这不仅使“丝绸之”的概念更加深入，也进一步扩大了它的空间和内涵，极大地丰富了“丝绸之”的内容。20世纪初以来，“丝绸之”一词已为学界普遍接受。由陆上“丝绸之”又衍生出了诸如“海上丝绸之”、“瓷器之”、“草原之”、“沙漠之”等诸多名称，应该说，“丝绸之”已经远远超越了“”的地理学范畴。同时，随着关系史研究的深入，“丝绸之”也开始被人们看做是东、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于是，“丝绸之”几乎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代名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世界、各地区间的交流往来进一步加强，人们因而越来越注意人民历史上的联系，“丝绸之”的研究获得空前的活力。1986年，联合国把“丝绸之”研究作为“世界文化发展十年”三大计划中的第一项内容，并将其列为重大科研攻关项目。1987年，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4次全球大会上，启动了主题为“对话之”的“丝绸之”研究计划。1988年，作为对联合国“世界文化发展十年”计划的响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启动了“丝绸之”总体研究计划。在这一计划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行了五次国际性重大学术考察：1990年的荒漠线考察（西安—喀什）；1990～1991年的海洋线考察（威尼斯—大阪）；1991年的草原线考察（中亚）；1992年对游牧线的考察（蒙古国）；1995年对佛教线的考察（尼泊尔）。通过这些考察以及举行学术会议等活动，大大拓展了“丝绸之”研究的领域，促进了“丝绸之”沿线地区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和理解，搭建了和平与宽容的文化桥梁。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迅速发展，“丝绸之”不再仅限于研究古代丝绸贸易和交通线，而成为研究古代整个东之间的交流活动，包括、经济、文化、艺术、教和科学技术等。
应该说，“丝绸之”一开始是出于和军事需要才开通的。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准备联络被匈奴从河西赶到西域的大月氏人，共同夹击匈奴。张骞的这次出使首次开拓了“丝绸之”，因此也被人们称为“凿空之旅”。西汉末年，在匈奴的袭扰下，“丝绸之”一度中断。公元73年，东汉班超再次出使西域，帮助西域摆脱了匈奴的控制，重新打通了58年的西域，并将这条线首次延伸到欧洲。随后，“丝绸之”更多地体现为与贸易密切相关的经济因素，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丝绸之”研究都始终与经济因素结合起来。这些年来，人们对“丝绸之”的经济作用提出了许多质疑，认为“丝绸之”的存在毋庸置疑，但其经济的重要性显然被夸大。英国学者艾兹赫德（S.A.M.Adshead）在《世界历史中的中国》一书中提出了经济作用不大的四条理由。据此，艾兹赫德认为，“丝绸之”的真正意义是文化的而非商业的。耶鲁大学历史教授和作家芮乐伟汉森（Valerie Hansen）也指出，贸易并非该道网的首要目的，“相反，‘丝绸之’之所以改变了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那些沿着‘丝绸之’走完全程或部分旅程的人播下了文化的种子，就像奇异的被带到遥远的地方，新来者在新家繁荣发展，他们与当地居民融合，而且常常吸收随后到来的其他群体”。“丝绸之”上的交通或许并不繁忙，但文化交流却非常丰富，经久不衰。
从陆到海洋，从戈壁瀚海到绿洲，途经无数国家和地区，来往于这条道上的有士兵和海员、商队和僧侣、朝和游客、学者和难民、奴婢和使节、得胜之师和败军之将。这一幅幅历史画卷便形成了意义模糊的“丝绸之”。通过使节、驼商、僧侣、工匠和其他人员的往来，丝绸、金银珠宝、玉石、马、葡萄、苜蓿、石榴和核桃等沿“丝绸之”得到交流。而且，“丝绸之”不仅推动了沿线各族人民的物质方面的交流，还促进了各族人民思想、、习俗、科学技术的传输和。世界上有很多教，如佛教、伊斯兰教、教、摩尼教、等都是经过这条线传入中国的，中国的四大发明也是由“丝绸之”传向世界的。沿“丝绸之”还形成了一些几种文化汇聚的区域，如巴基斯坦境内的犍陀罗文化、阿富汗境内的大夏—贵霜文化以及中国新疆境内的西域文化等。由此可见，无论是就“丝绸之”通过的内层空间领域来说，还是就它涉及的外围空间的国家、民族和文化联系来说，“丝绸之”都超越了丝绸本身的意义。
当前，“丝绸之经济带”正处于战略构想阶段，它涉及的范围大，国家众多，国家之间在、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差异较大，这都给“丝绸之经济带”的建设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丝绸之经济带”的建设亟须沿线国家的相互理解和共同参与。因此，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和思考“丝绸之”的历史文化意义，充分利用这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秉承“文化先行”的，让参与国家了解并接受这一，只有这样，“丝绸之经济带”构想才更具可行性。
李新（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正在成为21世纪全球经济中心，这一点已经没有人可以质疑。这一地区创造了世界57%的P。但是，由于该地区“冷战”结束后出现的“碎片化”发展趋势，各地区经济孤立发展，缺乏有效的经济融合，与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相悖。这一地区经济一体化程度较低，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游离于美、欧推动的“一轴两翼”（美、加、墨自贸区以及TPP[2]和TTIP[3]）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而这一进程与多边服务贸易协定将会一起构成主导的另一个WTO。
2013年9月7日，习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发表重要，为了使欧亚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第一次提出以创新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经济带”的，并提出从“政策沟通、道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相通”五个方面来打造“丝绸之经济带”。2013年10月3日，习在印度尼西亚发表重要时表示，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并将建设“一带一”的写进了中国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央关于全面深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建立开发性金融机构，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推进‘丝绸之经济带’、‘海上丝绸之’建设，形成全方位新格局”。2014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第十二届全国二次会议上作的《工作报告》中关于2014年的经济工作，要求开创高水平对外新局面，扩大全方位主动，抓紧规划建设“丝绸之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推进“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推出一批重大支撑项目，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国际经济基础合作新空间。
“一带一”构成了中国全方位对外的战略新格局和周边外交战略新框架，标志着中国对外战略发生了实质性变化。从的内涵上来讲，从“引进来”转向“走出去”，“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以促；从的广度上来讲，为发展中国西部地区，实施向西战略，形成全方位新格局；从的深度上来讲，世界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贸易区战略，实现商品、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动。
“丝绸之经济带”立足中国西部地区的发展和。中国西北地区将通过彻底打通第二亚欧桥，建设从太平洋到波罗的海的运输大通道，加强与中亚国家的能源和基础设施合作，将中亚“凹陷地带”与世界最大经济体欧盟和世界经济中心亚太地区紧密联系起来，致力于与欧洲建设自贸区。中国和巴基斯坦共同建设“中巴经济走廊”，打通新疆经巴基斯坦到印度洋的通道。中国西南地区致力于打造“孟、中、印、缅经济走廊”，联通中国西南部地区与中南半岛和马来半岛。
“海上丝绸之”立足中国东南部沿海地区进一步向亚太地区。启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深化与中国投资、贸易、金融合作。打造中国与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加快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拓宽合作项目融资渠道，加强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与启动自贸区谈判。“海上丝绸之”还可以进一步向北延伸与俄罗斯“北方海上之”（北极航线）连接，与俄罗斯加强沿线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
中国振兴东北战略与俄罗斯开发和东西伯利亚和远东战略实现有效对接。2012年9月APEC峰会在俄罗斯远东符拉迪沃斯托克召开，标志着俄罗斯启动新的亚太战略，围绕乌克兰危机对俄罗斯的制裁促使俄罗斯加速战略东移，使俄罗斯东部地区融入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这一地区的开发、西伯利亚大铁的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能源、原料、木材、农业等领域的开采和深加工需要资金和技术的国际合作。与中国振兴东北战略紧密相连，需要两国对2009年签署的《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合作规划纲要（2009~2018年）》进行重新修订，并落到实处。
“一带一”首先是一个横跨亚欧的由铁、公、航空、海上运输、油气管道、输电线和通信网络组成的综合性立体互联互通的交通网络。这个交通网络将作为世界经济引擎的亚太地区与世界最大经济体欧盟联系起来，给亚欧带来新的发展空间和机会，并形成东亚、西亚和南亚经济辐射区。实现该地区国家之间的“政策沟通、道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相通”，从而带动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实现社会经济繁荣、和平、和谐和稳定。发展与这些国家在资金流、物流、人流和信息流等方面的合作，激活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中亚、西亚和南亚，乃至东盟地区的经济繁荣和发展。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深化经济技术合作，最终形成欧亚大市场，应当成为“一带一”建设的基本方向和目标。
中国的“一带一”与美、欧、俄主导的“丝绸之”计划或构想相比，最大的特点就是性和包容性。美国的“新丝绸之计划”为中亚地区开辟经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南下印度洋的通道，从而使中亚国家摆脱对俄罗斯和中国的依赖。欧洲的“欧洲—高加索—亚洲运输走廊”（TRACECA）计划同样是为了让中亚国家摆脱对俄罗斯的依赖。俄罗斯主导的欧亚一体化进程的目的是通过关税同盟和欧亚经济联盟将原苏联地区国家重新整合在一起，排除欧洲和中国的参与。与此同时，俄罗斯还意识到里海作为交通要道的重要意义，积极参与泛欧交通网欧洲标准的9号线“南北交通走廊”建设。“南北交通走廊”的主要目的是保障北欧国家、俄罗斯与波斯湾、印度洋和东南亚国家经过伊朗的交通运输，同时保障欧洲和北欧国家的货物到莫斯科、以及经过里海北部港口到中亚国家的运输。此外，由俄罗斯国家铁股份公司提出的“跨欧亚发展带”构想目前已经通过了俄罗斯科学院团的论证，并有可能使之上升为国家战略。作为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重要抓手，“跨欧亚发展带”构想以西伯利亚大铁为主干，建成从大西洋经欧洲、西伯利亚到太平洋，进而穿越白令海峡进入阿拉斯加连接的交通、能源、电信一体化的发展带。使俄罗斯成为西欧、、东南亚三大利益区的核心。这将与第二条亚欧桥形成激烈竞争。
中国的“一带一”不具有排他性，可以与上述所有“丝绸之”计划进行对接，任何国家和地区只要愿意都可以参与“一带一”的建设，共享发展。实现“一带一”与俄罗斯的“跨欧亚发展带”有效对接，可以促进欧亚经济一体化，共同建设欧亚大市场，共同引领来自亚太和欧洲的国家参与亚欧经济整合的新格局，从而对当前世界经济版图产生重要影响，促进新的全球经济秩序的形成。
中国在“一带一”的建设中必须以下原则：
1.合作方式应该超越单一资源和原材料贸易的局限，贯彻互利共赢的原则，贯彻新的义利观，在确保中方投入安全的同时，让资源国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与周边国家形成利益共同体。
2.在国之间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应从双边入手，增加对沿线国家经济投入力度，加大政策性资金，特别是发展援助的投入力度，在兼顾自身利益的同时需要提供更多的公品和公共服务。
3.“一带一”建设必须避免排他性，强调性和包容性，着力深化互利共赢的原则，统筹经济贸易、科技、金融等方面的资源，发挥比较优势，找准与周边国家建设“一带一”的契合点，不能简单地把相关国家变成中国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供应地，或过剩劣质产能的转移地。
4.在“一带一”软建设方面，通过提高文化、旅游和贸易商品质量提高消费者互信，通过互利实现企业互动，通过教育和学术机构的交流实现人才的互通。
5.在合作领域选择上，首先要促进相互贸易发展，实现贸易便利化，创新贸易方式，改善贸易结构和质量；改善投资，加强投资合作，鼓励直接投资，提高投资水平，扩大投资领域，增加当地居民就业机会；加强金融合作和货币政策协调，实现融资便利化，推进双边贸易本币结算业务，防范区域金融风险；加强能源合作，提高能源产业的开采、加工和增值能力，实现能源进口和出口多元化，为能源消费国提供稳定的市场，实现能源生产与消费的互补，保障能源安全；实现现代农业合作，保障粮食安全。推出一批重大支撑项目，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国际经济基础合作新空间。
杨成（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俄罗斯研究》副主编）[4]
2013年9月7日，中国国家习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的中提出了构建“丝绸之经济带”的合作。随后，习在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元首峰会上再次阐述了这个思想。中国与欧亚地区国家的共有历史记忆在这一时刻被重新激活，一种基于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而构建的新的合作机遇开始浮现。
问题在于，这项重要如同中方此前的诸项国际议程设置一样，只给予了一个大致的轮廓而缺乏足够具体的细节。无数的猜想和迷思由此产生。例如，“丝绸之经济带”到底有多长？有多宽？这是一个经过精心设计的战略吗？这是一个地缘方案还是一个地缘经济方案？它能给其他参与国带来什么样的红利？它标志着中国外交的转型节点已经到来了吗？崛起中的中国从此开始放弃总设计师“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遗产转而奉行更具主动性和进攻性的外交方略了吗？它预示着中国将在周边范围内谋求地区事务的主导权吗？中国将以怎样的姿态出现在欧亚地区？中国是以欧亚地区的竞争者还是合作者角色出现？它是充当既有大国的者、挑战者抑或是平等伙伴？中国能否担当以及如何担当欧亚地区和平的支持者、安全的保障者、稳定的推动者、发展的促进者、繁荣的奉献者？当中国越来越积极参与欧亚地区事务时，中国本身及其周边国家做好准备了吗？
其实，欧亚地区中国主要合作伙伴对“丝绸之经济带”的不同版本的解读和第一时间的原初反应都说明了一个充满复杂性的正反感情对立：一方面，希望中国在促进地区经济合作中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另一方面，担忧中国借助“丝绸之经济带”的实施获得更大的国力比较优势，使得其他国家不得不仰其鼻息。仅就外部世界而言，更深层次上，上述种种猜想的背后实则是对中国国际议程设置能力的一种复杂心态：成长中的中国被多次要求承担“负责任大国”应尽的义务，但当中国越来越积极地提出自己的合作设想时，又担心自身在与中国的竞合中被边缘化。而在中国国内，尤其是大众传媒和学术界对“丝绸之经济带”的过度解读也加剧了对“丝绸之经济带”的知觉错误和战略。
人们仍然看不清楚，未来10年、20年甚至更长时间内包括中国、后苏联空间及土耳其、西亚和欧洲的广义上的亚欧到底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因此，“丝绸之经济带”的未来构建能否顺利、能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将首先取决于中国的和议程设置以及地区国家对其的认知，而后者又显然取决于前者的言行。
以上海合作组织为参照系为未来的广义上的欧亚合作径予以妥善安排无疑有相当的合。一方面，形成中的“丝绸之经济带”无论最后的外延至于何处，上海合作组织国显然都是这一合作带的关键组成部分。这就使得上海合作组织的合作经验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另一方面，“上海五国”顺利发展为上海合作组织缘于地缘但又远远超越了地缘，它的成功，首先缘于它在建构方面的成功[5]。这是上海合作组织未来中长期发展非常强大的动力之所在。在此意义上，有必要对直接关乎“丝绸之经济带”建设的内核予以认真思考。其中，最为关键的莫过于厘清所谓“西进”战略与该的逻辑关系。
“丝绸之经济带”一经提出，就在相当程度上遭到了外部世界的诸多误读和，甚至连俄罗斯智库和决策界也不乏重新思考关系、注意欧亚地区挑战的东方要素的呼吁[6]。一个被想象的致力于“西进”的进攻性中国形象正日趋丰满并有逐渐主导其他国家对华政策议程设置之势。有俄罗斯学者认为，中国抓住俄、美、欧在中亚留下地缘战略真空的机会建设“丝绸之经济带”，这不仅是为保障能源供应安全，更重要的是有助于中国“西进”对抗美国重返亚太战略，以攻为守，打乱美国以TPP和TTIP孤立中国的意图。
这种将“丝绸之经济带”等同于“西进”战略的核心逻辑在于：第一，中国2013年的欧亚政策，尤其是“丝绸之经济带”标志着中国正在实施“西进”战略。第二，“西进”战略是一套旨在对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政策的“再平衡”，隐含“进攻性”、“征服性”、“侵略性”的一整套规范安排。第三，“丝绸之经济带”以经济合作为表，以地缘目标为本，旨在为崛起中的中国挟强大的经济实力重新划定周边范围并为中国成长为全球大国作地区层面上的机制铺垫。换言之，中国的主旨并不在于提供公品，本质上仍是一个利己者，谋求最大限度地攫取欧亚资源，服务于大国崛起的“中国梦”。第四，中国的欧亚新外交对所有欧亚地区现有的地区整合方案，包括俄罗斯的欧亚联盟方案、美国的“新丝绸之计划”、欧盟的中亚战略、日本的“与繁荣之弧”战略、韩国的“欧亚”、土耳其的“欧亚构想”等都构成了排他性挑战。第五，其他大国，尤其是俄应该重新思考在欧亚地区中部的结构，基于对中国影响日益增强的共同忧虑重构美俄、欧俄、日俄等在中亚地区的双边关系和多边合作体系。
应该说，这些基于错误的信息和错误的判断而建立起来的被“”的认知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正在持续发酵。而中国学者在很多时候只是泛泛提及“丝绸之经济带”与“西进”战略的相互关系，且多将中亚视为“西进”战略的重要支点和战略通道。部分机构在不同场合频繁使用“西进”一词则进一步加深了外部世界对中国的疑虑。
问题在于，这项被学术界和界有意无意地命名为“Marching West”的战略，是2012年10月由中国颇具影响力的国际关系学者、大学教授王缉思提出的[7]。但所谓的“西进”战略更多是从事非欧亚地区研究的学者的一项个人设想且并非像智库所称的“外交政策机构重要人士都已被调动，并对它的可行性、贯彻实施和世界可能的反应进行调研”。实际上，中国学术界，尤其是欧亚研究学界对这一“西进”战略内部的意见甚多。可以肯定地说，王缉思教授的个人思想所反映的并非中国立场，也没有被定为国策，因而不能简单地将二者等同起来。王缉思教授的本意似乎更着重强调中国没有必要对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反应过度，而应把注意力从中美矛盾更多的东亚移开，而转移到西部从中亚到中东的广大地区，在这一地区恰恰是中美有合作余地的地区。中国还应该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中介和桥梁”。王缉思教授后来在接受《纽约时报》专访时更明确提出：“‘西进’主要不是针对美国的。它也不是一个战略，只是一种战略思。‘西进’首先考虑到的是中国内部的平衡。西部开发自然要对中国西边的国家。比如回族自治区可以生产很多穆斯林喜欢的商品，向西出口，新疆同中亚发展经贸关系占尽地利优势，可以同尼泊尔发展经贸关系，云南经济向缅甸发展，中国现在的经济面貌就可能尽快改变。” [8]
历史地看，在长达数个世纪的海权和陆量博弈中，迄今为止尚未有任何性获胜的记录，中国的决策界会愚蠢到有重蹈覆辙的冲动吗？与中国西部大周边的边缘性相结合就足以确保中国与美国挟TPP、TTIP等形成中的国际机制抗衡吗？中亚国家除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无一例外的低收入国家足以充当中国剩余产能和过剩产品的转移市场吗？
显然，上述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固然给中国带来了挑战，但中国不可能因此而放弃在东亚的利益，也不可能借“西进”以攻为守，忘记了历史上日本、乃至苏联的教训。而TPP和TTIP与“丝绸之经济带”完全是不同性质的构想，中国最可能的办法是采取倒逼机制推动国内经济进程，从而继续保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这些有强烈偏差的认知反映的正是外部世界，首先是国家对中国正在日益改变世界这一事实的强烈忧虑、怀疑和防范，而对中国周边外交整体，尤其是其欧亚环节含的合作性、包容性、公共性视而不见，对中国愿意与其他国家以及地区和国际合作机制保持协调、合作乃至共振的良好意愿视而不见。这种有意识地忽略中国“不谋求欧亚地区事务的主导权，不经营范围”的基本立场的做法显然不利于欧亚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事实上，当今中国全球议程中面临着三个“三个世界”的挑战。第一个“三个世界”是长时段视野下的全球治理格局，指的是地理大发现前东平行发展的古典世界、地理大发现到20世纪末期大约500年的主导的现代性世界、正在来临的可能历史上第一次由东共同治理的后现代世界[9]。第二个“三个世界”指向的是当下的国际配置，指的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介于二者之间的第二世界[10]。第三个“三个世界”则是中国的内部治理结构，最早的东部地区及其主义偏好，正在赶超式发展的中部地区及其物质主义取向以及欠发达的西部地区及其民族主义潜流涌动[11]。显然，中国必须要同时做好妥善处理自身在上述三个“三个世界”中的定位问题。而“丝绸之经济带”也应该在这一大背景下从新主义的视角予以认知，而不能简单地从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视角予以解释。
本文界定的新主义，与美国霍普金斯大学赖肖尔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肯特考尔德2012年以来一直的新主义并不完全相同[12]。考尔德教授注意到了欧亚地区自1973～1975年石油危机以来的6个关键节点，包括中国的四个现代化、苏联解体、普京治下的“石油国家”崛起等，但未将中国近20年的成长设定为重要外生变量并仅仅覆盖了能源地缘领域。新主义并非由于危机而驱动的被动合作，也不仅仅因亚欧内部存在着能源消费国与生产国之间的天然互补关系，而是一种基于全新的合作思维将全球化进程中的疏漏地带弥合的自然进程。
就整体而言，21世纪第二个十年之前的全球化就像一张拥有欧洲、以及亚太地区三个主要节点的网状结构，其中包含了一些因较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前主国“帝权”结构的缓慢弥散而导致的全球化程度不够的疏漏地区。苏联解体以来的20年间，全球化三大节点之间的互相依赖不断加深且各自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和吸纳作用日趋增强[13]。而其中关键性因素正在于中国的持续成长。由此，当中国更为强势地介入周边政策时，全球化疏漏结构就被新的合作网络所取代，全球的欧亚时刻由此开始，即原先亚欧中部和北部的漏洞，似乎正在被一个新的连接欧洲、原苏联以及中国等东亚国家的全面网络所替代。因此，亚欧原本清晰的欧洲和亚太地区的地理界线，随着这种新的合作网络的构建而变得日益模糊。群起性崛起的新兴经济体，如中国、俄罗斯和印度与本地区的跨国合作网络紧密勾连，且终端直接指向了位于西部边缘的欧盟。欧盟的东扩和东部伙伴关系也在事实上推动了这一进程。跨亚欧的一体化第一次有了可行性。
这样一来，“丝绸之经济带”就不是中国致力于推进封闭的亚洲体系的新信号，更不是借此与其他国家相抗衡的努力，而是将的海洋体系和相对封闭的体系予以整合的一种尝试。这一点从海陆“丝绸之”并举的中可见一斑。换言之，中国将继续甚至进一步强化过往30余年对海洋亚太（首要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经济体）的，与此同时，中国的新欧亚战略绝不意味着试图建立任何替代性的、排他性的亚洲体系。相反，一种新的局面可能正在出现，即中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贯通之势呈现在新世界秩序中：东向南向的海洋与中国内部从东至西的广袤地带的国内一体化以及以俄罗斯、中亚为支点并继续向西的跨海陆整合体系。在此进程中，中国国内的一体化进程将得以启动，东西部发展严重不平衡的局面可能被打破。
可以预期，一旦相关国家能够形成充分协调努力的共识，经过周详的准备，随着“丝绸之经济带”的生成，全球范围内极有可能将形成与大西洋经济合作轴心和太平洋经济合作轴心并重的横跨亚欧的第经济合作轴心。作为这一合作构想的方，中国应该超出国家利益的视野，把握好三个“三个世界”的逻辑关联，以公品提供者的身份推动欧亚地区合作方法的创新，致力于为国际关系化、为国家间和地区内人民关系的改善以及地区可持续发展作出超大规模国家应有的贡献。
吴宏伟（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丝绸之经济带”战略的提出对中国以及“丝绸之经济带”沿线国家来说常及时的。“冷战”结束以后的20多年中，世界并没有变得更加和平，一些国家出现动荡。大国博弈、“三股”、跨国犯罪、毒品走私、粮食和食品危机、和生态恶化等不断对地区安全和稳定造成新的和挑战。中国成为美国等国家重点遏制和防范的国家。美国战略重心向亚洲转移，在中国周边进行战略布局，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引发中国与周边一些国家矛盾和冲突增多。另外，中东北非动荡不止，埃及等较早发生“阿拉伯之春”的国家不断陷入一轮又一轮动荡；叙利亚由冲突和外国引发的战乱至今看不到解决的前景；2014年美国为首的北约军队撤离后阿富汗形势前景不明；美国推动跨太平洋和大西洋自贸区建设，紧锣密鼓大有取代世贸组织之势；俄罗斯也在独联体地区加紧打造欧亚经济联盟。欧亚地区形势复杂多变，中国和周边地区国家面临严重。中国提出“丝绸之经济带”建设和把周边国家作为外交的重中之重具有重大战略和现实意义。一经提出立刻在国内外产生巨大反响，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丝绸之经济带”沿线国家大都反应积极，支持中国的和主张，但也有部分国家对中国的心存疑虑。在这方面中国还需要进行耐心细致的说明，并需要尽早拿出切实可行的具体实施方案和线图。
对外进行“丝绸之经济带”构想解释和宣传时，多数学者是从中国的角度来进行说明的，这存在一定的弊端，被认为又是中国的“一厢情愿”。实际上，“丝绸之经济带”战略的提出不仅仅是中国的需要，对包括中亚国家在内的沿线都是极为有利的。如果说在古代“丝绸之”上中亚地区只是充当转运站和交通走廊的角色，那么在现代“丝绸之经济带”建设中，中亚国家应该是重要参与者甚至是主要建设者。古代“丝绸之”形成带动了沿线地区的繁荣，现代“丝绸之经济带”建设将会极大促进沿线国家经济的发展，给它们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首先，复兴“丝绸之”是中亚以后的迫切需求和愿望。苏联解体使原属于苏联一部分的中亚地区经济陷入巨大灾难之中，新的中亚国家经济严重下滑，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中亚国家面对突如其来的剧变，除了私有化和向市场经济转轨以外，也在进行发展经济的各种尝试，探索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但这条走得一直比较。众所周知，2 000多年前，中国汉代张骞两次出使西域，通过中亚开辟出一条横贯东西、连接欧亚的“丝绸之”。作为古“丝绸之”必经之地，中亚在发展东贸易，促进东文化交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由于海上“丝绸之”的兴起，上“丝绸之”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世界发展到今天，经济格局依然没有改变，欧洲和亚洲东部同是世界上两个最重要的经济中心，中亚处于中间的。中亚国家十分看重自己地处亚欧中心这一十分优越的地缘优势，希望借助“丝绸之”复兴来发展本国经济。显然，中国提出的“丝绸之经济带”与中亚一些国家领导人希望借助“丝绸之”复兴发展本国经济的构想不谋而合。
其次，中亚国家为发展本国经济、改善民生都制定了新的发展战略，需要大量投资，它们欢迎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参与其发展进程。如果能使本国发展战略与“丝绸之经济带”战略相对接，则有助于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和战略目标的实现。
最后，中亚多数国家经济快速发展得益于中国与中亚国家贸易的快速发展和合作水平的大幅提升，显示了现代“丝绸之”的巨大作用。中亚国家以后大都经历了较长时期的经济下滑期和滞胀期，近年来，中亚部分国家经济发展迅速，这与大力发展与中国经贸合作有密切关系。与其他独联体国家相比，中亚国家享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就是紧靠中国这一巨大的市场。利用好这一有利条件，相关国家就能获得巨大的利益，就能与中国共同分享中国取得的。在周边国家中这种发展的连带关系表现得越来越明显。虽然与中亚国家贸易在中国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并不高，但未来潜力巨大。同时，中亚国家的商品也可以更加通畅地进入中国这一具有13亿人口世界第二大消费市场，并且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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