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极端开辟道的， 正是建立在人文主义理想基础之上的 运动的迷失与失败
第一财经：在《撒马尔罕》中，你写到了中世纪波斯哲学家、诗人、数学家卡亚姆写了一部《撒马尔罕手稿》。当时，突厥人取代波斯人和阿拉伯人成为中亚新霸主，东方穆斯林世界的真正者是正值鼎盛时期的大塞尔柱帝国。卡亚姆和当时的权臣尼扎姆是朋友，也无意中结识了伊斯兰极端主义暗杀组织阿煞星的创建者哈桑，教冲突交织着斗争，卡亚姆在这样的背景下写下了《撒马尔罕手稿》。近700年后，这部手稿随着泰坦尼克号的沉没而彻底。你写到的这部《撒马尔罕手稿》有历史原型吗？
马卢夫：在我小说中所出现的手稿实际上是虚构与现实相结合的产物，而且是虚构多于现实。真实情况是，当泰坦尼克号沉没时，船上确实有一部稀世罕见的卡亚姆诗集，珍藏在一个镶嵌宝石的盒子里。因此，潜入大西洋底打捞沉船遗骸的潜水者声称，他们最最希望找到的就是这本书。1912年，这本书就裹在一位大收藏家的行李中。不过，那只不过是19世纪出版的、由英国诗人爱德华·菲茨杰拉德（Edward FitzGerald）所翻译的四行诗的豪华版而已。至于真正的手稿，或许从未存在过。在卡亚姆生活的年代，鲁拜诗即为一种精短的通俗四行诗，多为友人上即兴而作，并由嘉宾背记下来。就这样，这些诗歌世代相传，后来才被记载进书里。这当中除了卡亚姆亲笔所作的鲁拜诗外，还有许多误归入其名下的四行诗。
马卢夫：事情是逐渐发展而成的。从儿时起，我就对卡亚姆其人深感兴趣，还读过父亲书柜里收藏的他的一些鲁拜诗。而后，在我人生的某个阶段，我又迷上了伊朗，当时那里正发生着不同寻常的事……所有这一切结合在一起，就孕育出了创作这部小说的念头。
第一财经：在唐代，中国称撒马尔罕为“康国”，还在那里设立了行政机关，是当时丝绸之最重要的枢纽之一。你所写的撒马尔罕是公元1100年左右的世界。对公元7～10世纪的撒马尔罕，你是否也有过研究？
马卢夫：撒马尔罕是连接中国和西亚，继而是欧洲的重要通道。通常认为造纸术就是在公元8世纪中叶，借由这条通传到的。因此，这座城市俨然成了神秘的丝绸之上的重要枢纽，而几经变革，当然又不仅仅是与丝绸有关。撒马尔罕的辉煌时期固然短暂，但其对于知识的作用却是持久的，意义深远。
第一财经：在书写了卡亚姆的曲折经历之后，你又笔锋一转，写到了近代的伊朗。能够理解，写公元1100～1200年的中亚及波斯是因为那里正发生着巨变，突厥人正取代波斯人和阿拉伯人成为中亚新霸主。那么，选择书写1850～1900年前后的伊朗，又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马卢夫：20世纪初，许多国家掀起了的浪潮。短短数年间，更确切地说，1905～1911年间，日俄战争掀起的狂澜席卷了奥斯曼帝国、中国、以及波斯。对后者而言，许多事情都是在那时决定的。在我的小说中，既有真实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又不乏虚构的成分，由此展现出当时风起云涌的思想浪潮与社会变革。
第一财经：你在《撒马尔罕》的结尾写道，伊朗的现代化转型失败了，之后，《撒马尔罕手稿》也沉入海底，小说主人公的挚爱雪琳公主也消失了。这是否意味着，你对伊朗现代化转型的失败带着强烈的遗憾？
马卢夫：我多么希望那场现代化运动能够大获成功，那样这个国家就可以向着与它最终所选择的道截然不同的方向发展，而它所选择的竟是一条激进主义与社会保守主义的杂糅之。毫不隐晦地说，每当教掺和到生活与社会事务中时，我便会格外。根据我对世界发展历程的观察，无论在伊朗还是其他各地，为极端开辟道的，正是建立在人文主义理想基础之上的运动的迷失与失败。
第一财经：那个不断去中亚寻找《撒马尔罕手稿》的美国人“我”，也是一名专栏作家，而且生于，却对东方有着极其浓烈的兴趣。能否将此人视为你的自况？
马卢夫：的确是有一定的相似性。为了叙事，我需要一位拥有善意的、的外部视角的叙述者。我并非伊朗专家，只不过在准备这部小说期间，做了大量有关这个国家的历史和文化的功课而已。
第一财经：在《撒马尔罕》中，卡亚姆与权臣尼扎姆、阿煞星创始人哈桑是好友。真实历史中，这三个人是否有交集？
马卢夫：的确有说他们三个是朋友。但当我查考史料，希望验证这一说法的历史依据时，我发现尽管他们的确有可能在某些时候相遇，但却从未结下过友谊。无论如何，尼扎姆比卡亚姆和哈桑年长得多。如果是写传记的线年前后，三人有可能在伊斯法罕附近相遇；尼扎姆和哈桑在上互为敌手；哈桑和卡亚姆很有可能见过一两次面……仅此而已。但对虚构作品而言，三位朋友的传说确乎是一个令人兴奋的起点。
第一财经：在你的作品中，总是充满着对古代波斯的精细描摹，让人身临其境。相较而言，你对近代伊朗的描写则没那么精彩，相对平淡。这是否意味着，在审美上，你更偏爱中世纪的波斯？
马卢夫：这种感觉很正确。很可能是因为我对世界上这个区域的历史是那么怀恋，而当我面对它今日的状况时，却不禁悲从中来。
第一财经：在历史小说写作中，你怎么看历史与虚构的关系？读一部历史小说，很多读者可能会疑惑，某一段内容到底是史实，还是虚构……
马卢夫：我认为历史历来就是文学创作的重要因素之一。例如《伊利亚特》，就是荷马根据一件微不足道的历史轶事，创作而成的一部不朽的史诗。至于诗人所叙述的事件是否与历史的真实情况相符，其实并无关紧要。艺术层面才是最重要的。莎士比亚戏剧也是同样的道理，例如《麦克白》《裘力斯·凯撒》等。至于凯撒是否当真对勃鲁托斯说过“你也是吗，我的儿子？”这样的话，其实并不重要。剧作家所想象的戏剧瞬间远比两千年前的一位古罗马家真正说过的那些话要重要得多。
第一财经：《撒马尔罕》和《非洲人莱昂的旅程》都是以“流浪者”、“旅行者”为主人公。“旅行者”的设定在情节的推动上有什么优势？
马卢夫：从小说构建的角度来讲，我不认为非得倚仗于流浪者、旅行者主人公。再回到文学的伟大“始祖”之一，即荷马的话题上来。《伊利亚特》的故事主要围绕一座名叫特洛伊的城市和一场战争展开；而《奥德赛》讲述的则是尤里西斯穿越地中海的旅程。某些文学理论家对小说进行分类的标准，就是看它沿袭的究竟是《伊利亚特》还是《奥德赛》的传统。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自己更倾向于《奥德赛》的传统。
第一财经：偏爱以“旅行者”为主角写故事，是否也与你自身经历有关？你曾周游60多个国家，亲历了越南战争、伊朗等重大事件。
马卢夫：我想，我的小说所具有的《奥德赛》的一面，的确与我个人的生活有着直接的联系。我出生在黎巴嫩，幼年在埃及生活，27岁时移居法国。在长期的记者生涯中，为了采访需要，我周游世界各地，从西贡到新加坡，再到亚的斯亚贝巴，从太子港到伊斯坦布尔，德黑兰或撒马尔罕……
第一财经：1975年黎巴嫩内战后，你，到法国。这段经历对你的写作有非常深刻的影响。教问题、种族之间的战争以及文化认同成了你写作的主题。能否从这一点谈谈你对自己“身份”的看法？
马卢夫：身份问题始终贯穿于我的一生。在我出生的地方，有二十来个教族群，它们各有其历史。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黎巴嫩组成了自治体，而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又以国家的身份出现，在此过程中，协调组织各个教族群的生活始终是其头等大事。管理这种多元性历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尽管曾经有那么几十年时间，结果看似还不错，但不得不承认，自1975年以来，时局却每况愈下。就我个人而言，我始终乐于体验身份的多样性，并视之为一笔财富。在我的朋友之中，在我的家庭内部，大家出身各异，各自怀抱不同的。
第一财经：1975年，你在深山目睹了战争燃起的熊熊烈火，以及自相。那么多年过去，是否还会想起那时的场景？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对当时这个场景的理解、情感是否有了变化？
马卢夫：对于那个时期，我保留着许许多多回忆，正如我对自己曾经在黎巴嫩所经历的那段生活一样，它代表着我的青春年华。我很珍惜那些回忆，对故乡的命运也总是牵肠挂肚，但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我并不期待重新回到那里去生活。那个国家已经今非昔比，我也一样，我们已经渐行渐远了。尽管如此，我对那个国家，对那里的人们，尤其是对我的小村庄的真情，却是永不磨灭的。
第一财经：你曾说过，写《阿拉伯人眼中的东征》是希望用阿拉伯人的视角去描述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你也谈到过对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看法。你怎么看待当前穆斯林世界与世界重新的矛盾？
马卢夫：我出生在一个说阿拉伯语、教的家族，对于我所属的这两个世界，我始终怀着拉近二者彼此间关系的愿望。然而，不幸的是，有生以来，尤其是从我投身写作以来，我发现，尽管我一心梦想拉近这两个世界的距离，消除它们彼此间的，但它们却不断渐行渐远，从未停止互相。至于亨廷顿教授的理论，我想说明的是，它并非错误，而是仅仅只考虑到现实的一部分。例如，当今世界上，不同文化和教族群之间的确存在冲突，但在每一族群内部，同样存在着严重的争端。更何况，纵观历史长河，法、英、德等不同教国家之间的冲突，远比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冲突更持久，更具有力。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冲突并不多见，类似东征这样的事，每千年不过才有那么一两回罢了。
第一财经：《撒马尔罕》以及《阿拉伯人眼中的东征》都是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能回忆一下当时欧美读者对这些作品的反应吗？
马卢夫：我发现，自从35年前我开始公开发表作品以来，我所说的那些冲突不断变得越来越日常化。因此，如果说我的早期读者是被书中瑰丽的东方景象所吸引的话，那么如今的读者则在找寻解决这些世界问题的“钥匙”。我们生活在一个极其混乱的时代，造成这种混乱的主要是在我的故土——就广义而言——所发生的某些异常事件。我不知道自己的文字是否有助于人们理解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复杂的世界的现实，但这的确是在我脑海中萦绕不散的事实的一个侧面。我也在尝试理解世界的运行，并试图将自己的研究传达给我的读者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