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人生即天地境界的人生及是人生境界的最高阶段。人生境界按我国著名学者冯友兰的说法是人们对人生的觉解，共分为四种：自然境界，功利境界，境界，天地境界。自然境界中的人对自己的行为缺乏清楚的认识，其行为往往顺户习俗而行是一种近似“混浊”的意识境界。功利境界中的人以“”和求利”为中心展开活动，其行为在客观上可以利他，然其境界却很有限。境界中的人“自觉”人的的社会存在”性，其行为主要特征是“利人”。境界之后的天地境界是人存在的最高境界，达到此种境界的人超越了人己、内外、物我的区分，天人合而为一，最终使于统一。经济是人生的经济，“觉解”人生的自然要“觉解”经济，天地人生的经济就是人类最高境界的经济。与多数教将终极关怀的解决托之于天降神授的教谕，以及对天地神明的绝对不同，佛教对人生的觉解是利用人类特有的，从现象中概括出普遍性的原理，即缘起，并运用这一如实觉解人生观，以缘起观“觉解”的经济就是一种天地人生的经济。
缘起观是佛教的根本教理，《楞严经疏》说：“圣教自浅至深，说一切法，不出因缘二字”。“缘起”并非所“创造”，而是人生本来的、比产的、普遍的理则，只是“发现”了这个自然的，再将此人生的真理对宣说、开示，在《杂阿含经》卷十二中，自己就说：“缘起法者，非我所作，亦非余人作；然彼出世，及未出世，法界常往。彼自觉此法，成等，为诸众分别、开发、显示”。不同的事物有不同的远期4表现，晚期法表现在有清生命的流转上，称为“十二缘起”；表现在事物的生成上，则称为“因缘所生法”。那么何谓“缘起”？缘起即谓“待缘而起”，说的是一切有为法皆无性、恒常性，必须靠“因”、“缘”和合才有“果”，“缘起”法所阐述的，就是因、缘、果的关系，强调因、缘、果是相依相待而存在，没有绝对的性。《杂阿含经》说：“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就是缘起的最好说明，也是的最佳诠释。在佛教缘起观看来，一切事物处于一种整体的联系中。一物通过“因”和“缘”联系其他事物；其他事物亦通过“因”与“缘”和会于此物。这样，一切事物就相同联系。互为。太虚曾有一恰当的说明，“我人的一举手一投足，语默动静，无一不与万事为缘而互通消息；更推广论之，山涧的一草一木，海洋中的波涛与空气，天上的星球运作，无不与每一物互相为缘以致其违顺消长。”佛教还用“一多相即”或“事事（无碍）”的道理来阐明这种无穷的相摄关系，《华严经》则比喻：“于一毛孔中悉分别知一毛孔性。”佛教将缘起视为基本，同时又以此看人生。在佛教缘起观看来，整个认证和的一切现象一样都是因缘和合而成，人与自然是互相融合的。按照佛教的缘起观，我们应该从天地境界的高度绝解人生，所谓“天地与我同根，与我同体”（《古尊宿语录》卷九），佛教缘起观不仅指出人生是天地的人生，而且还提出人在处理生命体与间关系时应该遵循“依正不二”，即“依报”与“正报”相统一的准则。
佛教的缘起观说明了人类与其他生物，人类与自然共同构成了一个生命共同体，彼此一荣惧荣，一损惧损，因此人类以天地境界的视野与心怀，在人与自然和谐公生中进行经济活动，追求经济利益就是一种应该。佛教这一思想并不为主流经济学所认同，但在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中得到了回响。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归根到底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中并且和这个一起发展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卷、23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人同时又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所谓人的生活和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2卷95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人的自然性要求人类在经济活动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基本原则，“我们自然界，绝不像征服者异民族一样，绝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恩格斯：《自然》159页，人民出版社，1971）。当然和谐和共生论并不是要求人们无所作无所为，消极地保持人与自然原始和谐的共存，而是要求人们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寻求人与自然在共同发展中的动态平衡。和谐共生论也并非要求人类不使用，发展科技，但人类会应该自觉地反思现代科技的价值，不仅使人享受现代科技的福祉，而且也应考虑科技对“人的无机身体”——自然的可能效应。
从天地境界觉解经济，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论指导经济发展体现的是经济发展的必然。客观存在的决定了人生境界的变化，使得经济学研究实际上表现为对于各种不同人生境界中的人类经济问题的研究与思考。从人生境界发展的客观性看，人类对经济的“觉解”总体上与人类历史发展的阶段相一致。人类在自然境界中面临的经济问题，主要是传统社会中人类所面临的各种短缺经济矛盾。在原始社会人类以解决最基本的问题为主，对发展经济没有明确的意识与追求。随生产力了发展，人类进入有自觉意识，但仍然以解决人的自然需要为主要任务的经济发展阶段，即农业文明时期，人类基本上仍按自然的生态循环规律进行经济活动，对经济的发展基本上没有自觉的追求，寡欲则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工业以来，“求存”矛盾逐渐减弱”“趋利”的重要性日益显示出来，人类进入功利人生境界，经济问题主要是如何实现各种经济个性利益最大化，经济学转向了对成本最小化、利润最大化目标的研究，而对于国民财富增长过程中的自然财富之损失、天人关系之紧张、倾向之弱化等一些对人类经济与社会发展命运具有重大关照意义的问题，以及由此造成的实际上的资源更大浪费，人类未来生活之不安，却不予考虑。随着科技进步和文化发展，这种存界本身的进步与改变，使得继续囿于功利境界的经济研究的缺陷已经显露无疑，甚至是再也不能运行下去，人类便进入了境界的人生。境界是把利己与利人、人人快乐和最大多数人的幸福统一起来的人生境界，经济问题主要表现为福利主义等所关心的社会效用最大化问题。境界之后的天地境界是人类存在的最高境界，在这一境界中，人“觉解”到“”是社会的一员，而且是的一员，将人的自然、功利、、天地四种境界相并合，顺天、利己、利人相统一。天地境界中的经济问题主要是人类与自然共生或持续发展问题。今天，随着物质财富大量增长而来的财富本身效用的下降，自然导致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和谐正在变得日趋重要。经济实践与经济学发展本身要求人类从天地的人生而不是功利人生的高度审视经济，这充分说明了佛教的缘起观具有普时、普世性的意义，理应成为人类经济发展的指导原则。
佛教缘起观不仅人们应追求天地人生的经济，而且为这种追求及其实现提供了重要的方法。其一，佛教七观有助于克服人类对物质财富的执著。佛教缘起观认为，事物由因缘和合而成，没有不变之自性。因此，事物的存在仅是一种暂存，即为无常，或谓“缘起性空”。按无常说，“缘起性空”说，诸法无常，任何东西都是相对的、暂时的，因此人们应对事物，尤其是对财富的执著，以“”的胸怀应对，从而树立天地人生的经济发展观。实际上今天经济发展的诸多问题，大多根因于人类对物质财富的。是这种使得人类在经济发展中将自然与人一分为二，向大自然穷追猛打，暴烈，在造成了物质财富的巨大增加的同时使人忘了其本真。同时为了消费高效率生产出来的财富，人类在财富消费上又将消费越来越多的物质财富，尤其是消费越来越多的高档物品和娱乐视为人生的价值与意义。人类生产活动赖以建立与的基础的自然资源本身就是一个的整体，人类生产与消费活动必须遵循整体发展与天人之间和谐相处的原则，面对人类物质财富的生产、消费造成的种种弊病，人类以佛教的缘起观进行深刻的与自制的确很有必要。第二，佛教缘起观有助于人类相对于自然的所谓优越感。从缘起的角度看，一切事物彼此平等：一方面一切事物皆依缘和合而生，不能自生自存，其的意义是在与其他事物的联系中获得的，无一物比余物更重要，任一物都不能凸显出“惟我独尊”式的重要性；同时，任一物在余物的缘起中都不可替代，不可或缺，各有其位，各有其用。这是一种人与一体平等的观点，在这一关照之下，人与动物、植物乃至一切生命、非生命体，皆一体平等，和谐无碍。因此人需要打破人自身的优越感和界上的优先性，以求得。今天，人类在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就与人类不能破戒人相对于自然而言所谓的优越感有相当的关联。在处理与自然的关系上，人类经历了三个阶段：自然阶段、征服自然节但和与自然相协调的阶段。自然阶段是指在人类社会的早期，由于生产力极其地下，原始人群在生产中软弱乏力，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十分狭隘，人类将自然视为，神秘的支配力量。在这一阶段，人类基本上按自然的生态循环规律进行经济活动。当人类历史进入16世纪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第一次工业的出现，人类依靠科技技术的力量，不断发展生产力，大规模征服自然，取得了丰硕的物质财富，但是巧取豪夺、竭泽而渔的大规模征服自然的做法，终于导致了自然大规模的报复：污染、生态失调、能源短缺、城市臃肿、交通紊乱、人口膨胀和粮食不足等一系列问题，日益严重地困扰着人类。可见把科学技术作为征服自然的利器恰恰是人类缺乏对自然的深刻认识，进行物质财富生产的能力还不足够强大却自身力量的表现。事实教育并人们，执著人类自身的优越感，把自然界看作是人类的对立物或被物的观点是错误的，只有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才能维持与发展人类所创造的文明。人类的经济发展目标应当向协调人与自然关系作战略性的转移，人类应该不但提高自身素质，充分发挥聪明才智，不断境界，追求人类同自然协调和谐，共生共荣的天地人生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