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的丛林制度对大多数经济研究者来说是个陌生的领域。作者尝试用经济学的视角对佛教的丛林制度进行解读，以期能够取其可取之处，让先哲的智慧为现代经济管理服务。本文从百丈怀海禅师对禅的改制看到制度创新之光；从佛教对层面的注重看到文化建设的力量；从丛林制度的福利保障体系看到其对现代经济社会的借鉴意义；从科学实用、与时俱进的财政收支管理手段看到先哲的智慧；从的规模看到其与现代人事及人力资源管理的异曲同工之处。
自魏、晋以后，佛教传入中国以来，佛教的出家僧众还保有印度当时佛教僧众的形态，不事生产，以乞食的方式生活。这种生活方式，不但不受以农立国、以勤俭持家的社会风气所欢迎，甚至引起知识与朝野的反感。到了盛唐之际，禅马祖道一禅师与百丈怀海禅师不顾原来印度佛教的规范与，建立中国式的禅门丛林制度，集体生产、集体从事农耕，以互助的团体生活方式，开创禅的规模，致使佛教各派与在中国的文化与历史上，永远植下深厚的根基。
百丈怀海禅师，但在当时，一般人都骂他是破戒比丘，只因大家抵死印度原始佛教的，认为出家为僧，便不应该耕种谋生。站在我们千秋后世的立场看，如果他当时依然不改制，还让僧众们保持印度原来的乞食制度，佛教不知道能不能够流传到现在。
众所周知，制度一旦形成，即具有稳定性。社会是复杂多变的，而制度的变动却不灵活，于是社会变革的需要和相对稳定的制度之间产生矛盾。当社会要变革，要发展时，必须先对已有的制度进行。带来的好处便是预期收益，而对原先均衡制度打破带来的不稳定以及种种冲击便是预期成本。用成本—收益分析，当预期收益超过预期成本时，制度创新便成为必然需要了。
我们现在的经济社会，处于转型时期，正和当年的佛教一样，面临制度创新的挑战。不创新无法适应日新月异的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经济社会既然已经发生了改变，制度的改变就要跟上。否则，死守着早已不适应现状的条条框框，经济个体恐怕很难。我们现代的经济社会需要像百丈怀海禅师那样有智慧的“破戒比丘”，进行制度创新，从而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创造性，促使不断创造新的知识和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及社会财富源源不断地涌现，最终推动经济社会的进步。
丛林制度之所以能够普及并且流传，丛林规范功不可没。丛林僧众认为平等，言行受律。他们有教，自发的分明的观念，这些都已经不需要外加的法律管制，各人由内心的自净其意，发为规矩，便是最高自治的原理。如果讲到一个真善美的社会风范，恐怕只有求之于丛林制度了。丛林制度在以外，再没有刑责可行，假使没有最高作为依持，要想求其安然垂范达千余年之久，绝对是不可能的事。
再者，一个佛可以把自己仅有的钱捐给为佛贴金，一个儒可以为而撒血，他们的是以其的哲学为基础的。我们自然无法让人人去教，但是对于具体的企业而言，却可以在小范围内培养企业文化，以期形成特定的氛围，去引导员工自觉守纪，认真工作，从而创造更多的企业财富，一个具有良好企业文化的企业，在与的交往中会带有明显的企业特色，有自己的标准、价值取向、凝聚力，员工也会因良好的企业氛围而更热爱自己的工作，良性循环，并且可以对产生辐射作用。尤其对现阶段处于由向转换过程中的国内公司，健康的企业文化将能削弱甚至取代个人影响力在企业中的过分存在，为企业的平稳发展创造条件。
甚之，纵观那些被称为典范的中外企业大家，他们所主张和崇尚的文化，无不具有相似的共同准则：诚实守信、无妄有为、量己责下、居上者贤、大爱，这些恰巧暗合了丛林文化中的许多。
丛林实施身份平等、集团生活、平等。出家的僧众平日专心一志求证佛法之外，每有劳作，便由僧值师宣布，无论上下，都须一致参加劳动。满足最基本的衣食住行的需要。
现代丛林的福利制度也与时俱进，日趋完善。以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的普陀山为例，普陀山除丛林体制通常拥有的对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福利保障之外，还有自己的敬老院。在普陀山出家满20年，并且年满70岁，为做出贡献的僧人可以入住。并且，关于养老基金建设的诸多事项也已提上日程。
维持生活的经济制度，早已做到福利的要求，所以出家僧众们只要管自己的身心休养，其余的一切就都可以放下了。僧人也是人，生活在现实世界当中，只有脱离了物质的才能够完全地修心养性。如果出家人为生计、为养老而发愁，怎能指望他们潜心呢！
我们现在的管理者也许可以借鉴一下，如果能为自己的员工提供完善而人性的福利保障，那么员工不专心工作被解雇或者想跳槽的机率就会大幅降低，良好的福利保障是激励员工的一项措施，可以增强员工的归属感。如果企业能够对每个员工由生到死的一切生活及，诸如疾病、灾害、生育、死亡，以及鳏、寡、孤、独、残疾人都给与安全保障，那么，这样的企业必将吸引大量的人才。当然，这样做必将需要大量的资金作为支持，并非所有企业都能够承担，对创业不久的中小企业而言可能更是吃力。但是，我们可以朝这个方向努力，一项一项地进行，提升自己的企业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