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民银智库研究》第112期：40年以来各省级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对比及政策（上）
各省级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指标对比：各省经济快速增长，P名义年复合增速均在12%以上，增幅均超过90倍，地区差距仍大；产业结构显著优化；基础设施建设日趋完善；人均资源量形势仍然严峻；医疗与基础教育发展水平大幅提升；高等教育学历人口结构差距继续拉大；财政赤字率扩大但仍可控，资源型省份税收压力较大；金融业经济增长贡献不断提高，区域金融深化程度分化；单位P废水排放与能耗大幅降低；适龄劳动人口比重普遍下降，薪资高速增长；地区科技创新格局不断优化。
各省级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特点：一是从优先发展沿海到区域协调发展，四大板块与三大战略构筑区域经济新格局；二是经济结构转型推动动力结构优化，区域经济增长新型驱动力加快形成；三是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向部倾斜，基建配置失衡状况有所缓解；四是中国特色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初步建立，公共服务区域资源配置不断优化；五是经济结构调整与积极财政政策导致赤字率扩大，地区间财力不均衡格局延续；六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不断提升，区域信贷资源配置结构优化；七是人口数量红利驱动因素渐趋消退，人口质量红利加速提升；八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融入区域经济发展布局，区域创新发展质量不断改善；九是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部分省份节能减排压力仍大。
政策：一是以“4+3”区域发展总体框架为核心，塑造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二是持续推进产业转移与结构调整，优化区域产业空间布局；三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科技创新为核心推动地区高质量发展；四是加强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建设，为区域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五是完善对外区域布局，形成沿海内陆沿边联动的全方位新局面；六是坚定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增强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
40年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地区间发展水平仍然很不平衡，各省级区域在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优化、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差异较大。为了更好地了解各地区的发展形势，有针对性地解决地区不平衡矛盾，我们通过一系列覆盖经济社会发展、资源、人民生活、科技创新等方面的指标数据，对各省级区域40年的发展情况进行对比分析，并据此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出政策。
自以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经济总量连上新台阶。2017年我国P达到827121.7亿元，是1978年P的224.8倍，名义年复合增速高达14.9%，目前已连续8年位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从各省级区域来看，经济总量均大幅提升，31个省区市的1978-2017年地区生产总值名义年化增速均在12%以上，2017年地区生产总值较1978年的增幅均超过90倍。由于各地经济基础和发展政策不同，各省经济总量提升速度有所分化：一是东部[1]地区最先得益于政策，在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下凭借制度和市场优势实现了率先崛起。1978年至2017年，地区生产总值名义年复合增速最高的5个省区市为福建、广东、浙江、江苏、山东，其中福建、广东、浙江和山东也在地区生产总值排名上升幅度最大的5个省区市之列。二是东北三省和资源大省山西由于重化工业比重大、国有经济占比高、资源约束日益加大等原因，经济总量排名落后。、辽宁、甘肃、青海、山西和在地区生产总值名义年复合增速最低的7个省区市之列，其中，、辽宁、山西和也在地区生产总值排名下降幅度最大的后5位。三是上海的地区生产总值名义年复合增速与排名上升幅度在31省中均位于后三位，由1978年的第1位滑落至2017年的第11位，主要受到工业比重下降过快的影响，其第二产业年均增速在31省中排名最后一位，工业萎缩也将制约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因此上海同样需要寻找转型升级新径，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调整。
以来，我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1978至2016年年均实际经济增速高达9.7%，比世界年均增速快6.8个百分点。
从各省级区域来看，各省地区生产总值多年来保持了较高的实际增长速度，有20个省区市的1979-2017年平均增速在10%以上，其余11省也都超过了8.5%。各省经济增长格局有以下特点：一是以来东部地区经济发展速度总体更快。平均增速最高的省份集中在东部地区，前5位为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和山东；而平均增速最低的省份以东北和西部地区为主，后5位为、青海、辽宁、山西和甘肃。二是由于各省地区生产总值增速提升的幅度有较大差异，使相对排位格局不断变动，近年来已逐步形成“西高东低”现象，西南部与中部地区增速领跑全国，而东部地区位次出现下滑。1979年至2017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速排名上升幅度最大的前8名省区市中，有7个位于西部地区，且以西南地区为主；排名下降幅度最大的前5名省区市分别为天津、、江苏、和新疆，兼有东西部省份。西部地区在1999年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后，逐步获得政策和资源的倾斜，进入高速发展通道，而东部地区在前期较大的经济基数上增速逐渐放缓。
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带动下，我国人均P水平也不断提高，已从1978年的156美元增长到2016年的8123美元，增长了约51倍，比中高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高129美元。
从各省级区域来看，人均P不断跨越式提升，各省1978-2016年名义年复合增速均在10%以上。人均P排名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上海和天津三座直辖市人均P已跃上11万元台阶，40年来稳居31省区市前三位。二是从人均P排名相对变化来看，东部省份整体表现较好，西部省份则表现出明显的两极分化，地区间悬殊仍大。1978年至2016年排名上升幅度最大的5个省区市是福建、重庆、浙江、和山东，集中于东部和西部地区，这五省同时也在名义年化增速最高的前6名之列，人均P提升幅度超过200倍。福建、浙江、山东等东部省份依托较好基础和红利稳步上升；重庆、、陕西等也在承接沿海产业转移、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表现出明显的后发优势，在西部地区成为经济发展第一梯队。排名下降幅度最大的五个省份是、甘肃、、山西和青海，集中于西部省份和资源型省份，其中、甘肃和也位于年化增速最低的后5名。、甘肃、青海等西部省份在排名变化幅度和年化增速位次上都较为落后，且甘肃、云南、贵州等省多年位次垫底，表明部分西部省份经济发展程度仍较为落后；、辽宁和东北三省以及山西排名大幅下滑，这表明国有企业占主导、以投资拉动和能源消耗为主要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已不可持续；此外，上海虽然排名仅下滑1位，但年化增速为全国最低，这与其在1978年已有较好基础，提前进入中速发展阶段有关。
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结构也显著优化。从三次产业来看，1978年第一（农林渔牧业）、第二（工业与建筑业）、第三产业（服务业）占P的比重分别为24.6%、47.7%和27.7%，到2017年，我国三次产业占P比重已变化为7.9%、40.5%和51.6%。40年来第一产业占P比重下降了近16.7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占比下降了约7.2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占比则上升了23.9个百分点，产业升级带来了生产力的飞速提升。
从各省级区域第三产业变化的特点来看，一是所有省级区域的第三产业占比都出现了大幅上升。1978年我国第三产业占比最高的省级区域为青海，但也仅为26.8%。到2016年，我国第三产业占比最低的省级区域为广西，也达到了39.6%。二是三个东部直辖市第三产业占比显著提升且遥遥领先。1978年、上海、天津的第三产业占比并未在全国存在显著优势，尤其是上海，1978年第三产业仅占比18.6%，排在靠后，但2016年京、沪、津第三产业占比分别达到80.2%、69.8%和56.4%，排在全国前三。从增幅来看，与1978年相比，第三产业提升了56.5个百分点，上海提升了51.2个百分点，可以看出，三座直辖市在我国产业向服务业转型中，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
从各省级区域第二产业变化的特点来看，各省级区域变化差异巨大，体现了第二产业“由北向南、由重到轻”的产业转移特点。从1978年来看，第二产业占比最高的区域主要为东部三座直辖市、东北地区、山西、甘肃等能源重工业地区、江苏以及山东，这与我国当时第二产业偏重重工业，并且主要分布在北方地区的特点相一致。到2016年，我国第二产业分布产生了巨大变化，南方部分省份工业得到了较快发展，最为突出的是安徽、广西、江西、福建和四川，而之前第二产业占比靠前的区域，占比下降幅度也最大，其中2016年第二产业占比下降到19.3%，1978年以来降幅达51.8个百分点。这其中，又包含两种类型的区域，一种是原先工业基础较好的东部沿海地区，以三座直辖市以及江苏和山东，其动力来自于产业转移与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另一种则是东北、西北区域的省份，其第二产业比重下降，主要源于我国经济结构中，重工业逐步向轻工业的升级过程。
如果将1978-2016年第二、和第三产业占比升幅分别作为横坐标与纵坐标，我们可以将各省级区域在二维平面上绘制出散点图。在图中，越靠近下方，表明第二产业占比降幅越大，反之则为第二产业升幅较大；越靠近右侧，则为第三产业升幅越大，反之则为升幅较小。由此各区域可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以右下角的与上海最为突出，两个直辖市是自以来服务业占比升幅最大，工业占比降幅最大的地区，主要以发展金融、文化创意、科研、总部经济等服务业为核心，而原先较为成型的工业体系则逐步外迁。第二类则为天津、辽宁、、山西与甘肃，主要特征为处于东北与西北地区，以能源相关重工业占比的下降，以及服务业占比上升为特点，但对应幅度较上海与差距较大。第三类以广西、安徽、江西、福建、四川为主，对应特点为工业占比提升较高，但服务业占比提升相对较小，这些地区在1978年时工业基础薄弱，因此在过程中重点发展工业，尤其是承接原先工业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在此过程中，服务业尽管也有所发展，但相对升幅较小；第四类以、四川、浙江为主，它们处于右上角，离45度线距离最远，意味着第一产业降幅最大，主要特点为农业占比同时转移给了工业与服务业，工业与服务业发展较为均衡。第五类为其他聚集在图中的中间区域，各类特征均不常明显的地区。
以来，我国消费率（国民经济核算中最终消费占整体支出法P的比重）经历了先降后升的过程。1978年我国全国的消费率为61.4%，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由于资本的稀缺性导致投资率开始逐步上升，对应消费率有所下降，到2010年，我国的消费率已下降到48.5%的历史低点水平。不过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逐步向内需和消费转型，我国消费率开始有所提升，到2016年已回升至53.6%，不过仍低于初期。
从地区层面来看，消费率的变化差异非常大。1978年消费率最高的省级区域为海南，达到85.1%，此外，贵州、福建、广西、安徽、、云南消费率均达到75%以上，相比之下，上海、天津的消费率仅为21.7%和37.3%，辽宁、的消费率也低于50%。主要原因在于，1978年我国经济相对落后，落后地区不是不愿储蓄，而是没有储蓄，形成了“贫困型高消费”特点。相比之下，主要资本必须要由相对富裕的地区超额提供，使得上海等地区的消费率奇低。到了2016年，消费率的区域分布出现了完全相反的特点，原先消费率较高的地区，出现了明显下降，如、福建、、安徽等地消费率降幅在30个百分点左右，其经济发展的突出特点是依靠高投资推动发展；相反，上海、辽宁、的消费率明显提升，经济已明显发展到消费拉动阶段。消费率的变化，反映了各地区由“贫困型高消费”到“投资型高增长”再到“富裕型高消费”的U型变化过程中所处的不同阶段。
城镇化为我国经济提供了强大驱动力。以来，我国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7.9%上升至2017年的58.5%，近40年来上升40.6个百分点，界上绝无仅有。同时期世界城镇化率由38.5%提升至54.3%，升幅为15.8个百分点。
从各省级区域来看，大部分地区城镇化率都得到了显著提升，除等5个省级区域外，大部分省级区域城镇化率均提升30个百分点以上。从各区域主要特点来看，一是、上海、天津三座老牌直辖市在1978年领先的城镇化基础上继续保持快速城镇化，到2016年城镇化率均达到80%以上，1978年以来提升幅度在30个百分点左右，城镇化水平领先全国，这是三座直辖市的特殊条件决定的；二是以江苏、山东、浙江、广东、福建、海南六个东南沿海省份为代表的区域，城镇化率提升幅度领先全国。这些省份在1978年城镇化水平处在全国中游或者靠后水平（山东与海南甚至不足10%），得益于地理优势，处于前沿阵地，由此迅速实现快速城镇化，1978年以来城镇化提升幅度在45个百分点以上；三是广大中部与部分西部地区，1978年城镇化率就保持在全国中游水平，到2016年时排名变动不大，大部分提升幅度在35-45个百分点，这些地区尽管不是的前沿阵地，但也享受到了由沿海不断向内陆延伸的红利；四是以、新疆、、青海、甘肃为代表的地区，或属于老工业，或属于能矿资源型省份，1978年城镇化率处于上游水平，但到2016年已处于下游水平，1978年以来升幅低于30个百分点；五是以为代表的特殊地区，尽管有所提升，但目前城镇化率仍较低。
以来，我国对外水平不断提高，进出口贸易蓬勃发展，进出口贸易占P的比重从1978年的0.1%提高到2017年的33.6%。
分省级区域来看，超过25个省区市的进出口总额占P比重较初期出现提升。各省进出口占比变动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东部省份进出口占P的比重仍普遍高于部省份，地区差距仍较明显。上海、广东、浙江、江苏和天津5个东部省市2017年进出口占P的比重在31个省区市中名列前5位，排名较初期显著上升或保持稳定；而青海、贵州、甘肃、和5个西部省区市名列后5位，排名较初期出现显著下降或持平。二是各地区进出口占比都有明显上升。其中，东部省份对外起步早、程度高，出口长期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上海、广东、浙江、江苏和天津5个东部省市2017年进出口占P的比重在31个省区市中名列前5位，排名较初期显著上升或保持稳定，有6个东南沿海省市的进出口占比提高幅度超过25个百分点。随着西部大开发、中部地区崛起等区域发展战略实施以及近年来各省积极融入“一带一”建设，部地区的对外水平也在加速上升。部地区中，大部分省区市的出口占比较初期提高，尤其是江西、安徽、广西、陕西、新疆、四川、河南等省区市提高比较明显，幅度在10个百分点以上。东北三省对外水平也有明显提升，自东北老工业振兴战略实施以来，东北亚经济联系日益密切，东北地区进出口占比进一步提升。
以来，我国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其中能源基础设施尤为突出，以电力为例，1978年我国人均年用电量仅为247千瓦时，至2016年已达到4280千瓦时，已超越世界平均水平（3128千瓦时）。
从各省级区域来看，31省的人均用电量均大幅提高，有17个省区市1990-2016年人均用电量年均复合增速在8%以上，各省增长情况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大部分西部省份人均用电量排名显著提升，电力消费不平衡结构趋于缓解。新疆、和贵州排名提升幅度位列各省前3位；其中新疆和人均用电量年均复合增速位列各省前2位。西部高载能产业发展势头依然强劲，且地广人稀，已是拉动我国用电量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二是东部省份排名趋于分散化，领先优势有所下降。海南、浙江、福建排名第3位、第4位和第6位；、上海和天津分别排名第29、28和25位；广东、等省排名居中。东南沿海地区产业结构调整步伐不断加快，工业用电保持增长势头，新兴产业用电快速增长，对用电量仍有明显拉动作用。三是中部省份人均用电量增速总体排名中游，东北省份人均用电量增速排名落后，主要原因是产业发展相对落后，且人口基数相对较大。
以来我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进展迅速，以公为例，1978年我国公里程仅为89万公里左右，到2016年已达到470万公里，对应的公网密度由9.27公里/百平方公里增加到48.92公里/平方公里，增长了4.3倍。
从各省级区域来看，1978年至2016年公网密度提高幅度均在110倍以上，但不同省份的增长速度有所差异，东部与部省份的差距趋于缩小。一是部省份由于道建设加快推进且基数较小，公网密度高速增长。其中重庆、河南、安徽、贵州等部省份公网密度排名均大幅提升，且年均复合增速名列前茅，分别位列第1、3、4和7位，均在5.4%以上。二是东部沿海省份公网密度增长分化。其中海南、、福建和广东等省市公网密度排名大幅下滑，年均复合增速位列最末4位，已进入平稳发展阶段；江苏、山东、浙江和上海等省市公网密度排名则仍显著提升，年均复合增速位于第2、6、8、9位。近年来长江经济带建设、长三角城市群规划等向纵深推进，长江三角洲交通一体化加速发展，交通基建已取得突破性进展。三是东北省份公网密度仍较落后，增长速度也不突出，年均复合增速均位于3.5-3.9%之间。东北沿边地区公网密度低，断头较多，且交通统筹规划不足，还需要加快交通基建提档升级，为新一轮振兴打造基础。
我国通信基础设施也取得了巨大成就。移动电线部；互联网普及率方面，从2002年的4.6%增长到2017年的55.8%，
分省来看，各省级区域的移动电线部/百人以上，其中提高幅度最大的是、浙江、广东、上海等东部经济比较发达的省份，提高幅度最小的则是江西、安徽、湖南和湖北等人口密度大的中部省份；各省级区域的互联网普及率提高幅度均在36个百分点以上，其中提高幅度最大的是广东、福建、浙江等东部省份，提高幅度最小的则是云南、甘肃、四川、湖南和江西等部省份。
总体来看，各地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不一，与经济发展速度的关联度较高，数字鸿沟现象依然存在，东部省份移动电话普及率和互联网普及率总体高于部省份，网络信息资源的省际分布差距未明显缩小。
我国水资源总量丰富，但人均占有量匮乏，人均水资源量1999年为2250.7立方米/人，到2016年增加至2354.9立方米/人，增幅达到7.34%，仍然远低于世界人均水资源量。
从省级区域来看，从1999年到2016年，各省人均水资源量分布不均状况延续，整体格局变化不大。一方面，、青海、新疆、广西、云南等西部省份，江西、湖南等中部省份和海南等沿海省份保持在前10名，其中，以远超过其他省份的人均水资源量稳居第一，2016年人均水资源量是第二位青海的13.7倍；另一方面，天津、、上海、等东部省份虽然人均水资源量有所上升，但在全国仍然排名落后，处于极度缺水状况。同时，山东、河南、甘肃、山西等严重缺水的省份状况进一步恶化，人均水资源量显著下滑。
我国矿产资源品种齐全、总量丰富，但人均占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且地理分布不均衡。以能源矿产为例，我国人均石油储量2003年为1.882吨，2016年为2.532吨，增长了34.6%；人均天然气储量2003年为1724.8立方米，2016年为3931.8立方米，增长了128%；人均煤炭储量2003年258.6吨，2016年为180.2吨，下降了-30.3%。
从省级区域看，我国西部省份能源储量丰富，人均石油、天然气和煤炭储量在全国稳居前列。具体来看，西北和东北省份的人均石油储量在2003-2016年间保持领先地位，但发展趋势出现分化。新疆、青海、、甘肃、陕西、的人均石油储量在2003-2016年间均始终排名前列，但其北省份提升幅度最大，东北省份则开始下滑，排名也出现回落。西部地区能源矿产丰富，近年来我国加强对西部油气勘探开发和油气管道建设力度，石油探明储量稳步增长，已成为重要的能源工业接替区；而东北省份石油开采难度逐渐加大，产量开始递减，资源枯竭成为经济发展主要桎梏。
西部省份的人均天然气储量保持前列，这也是西气东输的基本背景。我国探明天然气储量的盆地中，以塔里木和四川盆地资源最为丰富，具体到各省中，新疆、、青海、陕西、四川和重庆的人均天然气储量保持在前7位的水平，其中除青海外各省人均储量均有大幅增长。
山西与西部省份人均煤炭储量保持前列。我国煤炭资源分布面广，除上海市外，其他省区市均有不同数量的煤炭资源，分布主要呈现出“北多南少”的特点，其中山西、、新疆、、陕西、贵州6省的人均煤炭储量始终保持前6名。近年来，受需求减少、化解产能过剩及勘查投入资金下降等因素影响，我国煤炭储量呈下降趋势，有25个省区市2016年人均煤炭储量较2003年降低，有9个省区市降幅超过50%。仅有湖北、新疆、四川、海南和重庆5省2016年人均煤炭储量较2003年出现增长，而广东、广西、、湖南和云南下降幅度超过65%，为降幅最大的前5位。
以来，随着我国医疗水平的不断提升，死亡率逐年下降，人均预期寿命大幅提升，从1978年的65.8岁升至2015年的76.3岁，寿命增幅达到10.5年。
从1990年和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来看，各省级区域的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变化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各省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均较1990年有所提高，提高幅度在4-9岁之间；二是预期寿命提高幅度最大的省份集中在西部、东北和中部地区，新疆、青海、、、四川等西部省份，和等东北省份，以及江西、湖南和湖北的预期寿命提高幅度列于前10名；三是东部省份预期寿命提升幅度虽处于中游，但预期寿命排名始终保持领先优势，上海、、天津、浙江、江苏、广东和山东的预期寿命稳居前7位，其中京沪预期寿命已超过80岁，排名第一的上海2010年预期寿命比最后一名的高12.1岁。
以来，我国基础医疗领域进步较大，专业医师数量大幅增加，每万人执业（助理）医师数量从1978年的10.8人增加至2016年的23.1人，增长超过一倍。
分省来看，各省级区域每万人专业医师数量变化传递出以下信息：一是基础医疗资源仍然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资源分布不均问题仍然存在。、浙江和上海等省区市每万人执业（助理）医师数保持在全国前列；而江西、云南、安徽、贵州等部省份每万人长期处于落后水平。二是大部分省级区域基础医疗水平均有所提升，但提升幅度差异较大。除、天津和上海外，其余28省2016年每万人执业（助理）医师数均比2005年显著增加，其中部分部省份基础医疗水平进步尤为显著，河南、湖南、重庆、四川、湖北等省的每万人医师数在2005-2016年间提高幅度超过9人。京津沪三座直辖市人均医师数量近10年来出现下降，主要源于人口净流入导致基数增长更快。
以来我国基础教育水平提高明显，识字率从1982年的65.5%上升到2016年的94.7%，已接近发达国家水平。
分省来看，各省级区域基础教育水平都取得了突出进展，识字率显著提升。从排名变化来看，东部和东北省份识字率保持领先水平，而西部省份识字率水平长期处于落后水平，差距仍然悬殊。具体来看，、天津、上海三座直辖市，辽宁、等东北省份，以及山西、广东在2005-2016年间稳居前7名，识字率水平具有绝对优势；而、青海、贵州、云南和甘肃5个西部省区市在2005-2016年间持续位于最末5名。2016年，识字率最高与最低的省份之差为39.6个百分点，比2005年仅降低了1.3个百分点，从提高幅度来看，识字率提高最多的为中部和西部省份，提高最少的为东部和东北省份。安徽、甘肃、、云南、青海等省由于基础较差，识字率提高幅度在10个百分点以上；上海、、、天津等省由于识字率提升空间已经不大，提高幅度低于3个百分点。
以来，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取得了长足进步，高等教育学历人口比重不断上升，根据人口普查数据，每十万人拥有的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1982年为615人，到2010年已增长至8930人；根据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占6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2]则从1990年的2%增长到2016年的12.9%。
以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比为例，各省级区域该指标均较1990年均显著提升，但提升幅度有所差异。一是、天津和上海三座直辖市的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比稳居前三位。其中2016年的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比达到45.5%，较1990年提高34.6个百分点，占比绝对值与提升幅度均在31省中排名第一，比第二名的天津占比高出19.9个百分点，人口受教育程度远远领先于其他省区市。二是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学历人口占比明显分化，且西北明显好于西南。西南部省份占比提高幅度普遍较小，且占比排名持续靠后，与先进省份的差距继续拉大，如、贵州、广西、云南、四川等西南部省份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比提高幅度位于末5位，且占比排名始终在20名以后。三是东北省份高等教育学历人口占比总体较高。其中辽宁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比最高，保持在4-5名左右，但和占比排名有所下滑，已退出前10名。
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入学率快速增长，高等学校在校生比例大幅提升。其中，高等教育毛入学率[3]由1978年的0.7%增长到2015年的43.4%，提升了42.7个百分点；每十万人口高等学校平均在校生数则从1978年的89人上升到2016年的2530人，增长了27.5倍。
以每十万人口高等学校平均在校生数为例，各省级区域的该指标普遍大幅增加，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上海和天津三座直辖市该指标近年来出现增长停滞迹象，其中和上海的该指标2016年较2004年显著下滑，天津仅增长5.5%，但三者仍在全国保持领先优势，其余28个省区市的该指标增幅均在36%以上。二是西部省份近年来该指标高速增长，排名也有所提升，增长速度最快的省份多为西部省份，如、贵州、广西、重庆、云南、四川等省区市该指标2016年较2004年的增速在全国排名前列，达到130%以上，排名均有所提升，但、贵州、云南等欠发达省份排名仍较为落后。三是东西部省份间该指标差距有所缩小。2004年该指标排名第一位与最末位的省份之比（与）为11.3，2016年（与青海）则显著下降到3.8。
以来，我国大部分年份公共财政收支均处于赤字状态。近年来，我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重点领域财政支出，通过“营改增”、减税降费、简政放权等一系列举措扶持实体经济，导致赤字率不断扩大，但仍处于可控范围。
从各省级区域来看，财政赤字率水平普遍呈扩大趋势。1987至2017年间，除江苏外其余30个省区市的财政赤字占P水平出现提升。各省财政赤字率水平呈现出以下分布特点：一是财政赤字率基本保持了“西高东低”的格局，、青海、新疆、等西部省份赤字率始终排名靠前，而江苏、上海、浙江、等东部省份始终排名靠后。二是西部和东北地区财政赤字率扩大幅度更为显著，多在12个百分点以上，东部地区扩大幅度相对较小，中部地区扩大幅度位于中等水平。其中，赤字率上升幅度最大的5个省区市为、青海、甘肃、上海和；上升幅度最小的5个省区市为江苏、广东、山东、福建和。可见，东部省份财政收支自给率长期较为稳定，部地区和东北地区财力较弱，且经济建设带来的刚性支出压力较大，导致了较高的赤字率。
税收收入是我国财政收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来，我国税收收入快速增长，从1978年的519.28亿元增长到2016年的130360.73亿元，名义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15.7%。
分省来看，各省级区域税收收入也实现了高速增长，但增速有所差异。从1999-2016年各省税收收入名义年均复合增长率的排名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近年来经济增速引领全国的西南部省份税收收入增长亮眼，、重庆、贵州等省的税收收入年均复合增长率排名前列；二是资源型省份税收收入增长乏力。、辽宁、云南、、甘肃、山西、等省的税收收入名义年均复合增长率排名落后。此外，经济发达的江苏、浙江等东南沿海省份税收收入年均复合增速也位居前列。
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财政税收能力不断提升，人均税收收入从1978年的53.95元增长到2016年的9427.92元，增长了170余倍；对应的税收收入占P的比重由14%提升至17.5%。
分省来看，各省级区域人均税收收入格局变动主要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东部省份保持较强财政实力，上海、、天津、江苏、浙江、广东等直辖市与东南沿海省份1999年至2016年在人均税收收入方面稳居前列，领先优势显著；二是人均税收收入排名靠后的省份始终以部省份为主，甘肃、广西、河南、湖南等省排名持续落后；三是山西、云南以及东北省份排名下降较为严重，尤其是由1999年的第9位下滑至2016年的第29位，由于资源依赖度高、产业升级缓慢、经济下行压力大等原因，税收状况恶化。
以来，我国金融业发展速度不断加快，金融业增加值占P的比重由1978年的2.1%上升至2017年的8.0%，已成长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
从各省级区域来看，金融业增加值占P的比重以来普遍提升，其排名变化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上海、、天津三座直辖市前金融业优势并不突出，1978年金融业占比的排名分别为第12、22和31位，后在政策倾斜与区位禀赋优势下地区金融获得较快发展，金融业占比提高幅度远高于其他省区市，2016年以超过10%的金融业占比在全国排名前三位；二是、山西、辽宁、青海等部与东北省份金融业体量并不大，但近年来占比提高速度较快，目前已进入全国前列，金融业占比均超过8%，成为当地一大支柱产业；三是湖南、、新疆等省金融业占比提高幅度低于3个百分点，且排名显著下滑，进入较落后区间。
以来，我国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占P的比重不断提高，2002年达到114.9%，到2017年已达到151.9%。
从各省级区域来看，大部分省份的本外币贷款余额占P的比重有不同程度的提高，2001年至2017年之间仅陕西和2省该指标出现下滑。各省贷款占比主要呈现出以下变化趋势：一是部分西部省份本外币贷款余额增长速度拔得头筹，如、甘肃和青海在2001年至2017年的本外币贷款余额占P的比重提高幅度位列前3位，分别达到239.1、114.9和98.9个百分点，其中本外币贷款余额占比排名由2001年的最末位一跃成为2017年的第1位，青海则稳居前三位，甘肃则由第12位上升至第4位，此外稳居第7位；二是部分东部省份本外币贷款余额占P的比重稳居前列，且东部沿海地区贷款规模体量具有绝对优势，如由2001年的第1位略降至第2位，上海由第4位变为第5位，海南由第5位变为第6位，而广东、、山东、上海、江苏、浙江本外币贷款余额总规模稳居前6位；三是中部和东北省份本外币贷款余额占P比例增长相对较低，如湖南、河南、湖北等省排名由2001年的第22、28和17位降至2017年的第31、30和28位，和则分别从2001年的第3和18位降至2017年的第26和25位，其中本外币贷款余额占P比例大幅下滑了22.8个百分点。
随着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以及工业领域节能减排措施的大力推进，我国单位P废水排放量下降明显。1998年我国每产出1万元，需要排放46.4吨废水，到2016年则已下降到9.6吨，下降幅度达到79.4%。
从各省级区域来看，单位P废水排放量均有明显下降，2000年至2016年的下降幅度在18.9%-68.3%之间，具体表现出以下分布特点：一是部省份下降幅度最大，但仍有下降空间，降幅最大的前10位均位于部地区，其部地区又以西南部为主，广西、重庆、湖北、四川和湖南名列降幅最大的前5位；但从单位P废水排放量绝对值来看，部地区仍有下降空间，云南、江西、重庆、等省排放量仍然位于前列；二是东部省份降幅较小，但排放量排名并未出现明显提高，如天津、山东、、福建降幅名列第31、30、27和25位，但排放量仍位列第31、26、28和23位，仍属于排放量相对较小的省份，这表明这些省份已进入降幅边际放缓的阶段；三是东部沿海地区中的广东省虽然单位P废水排放量也大幅下降，但排名仍然出现了显著上升，由2000年的第17名上升至第3名，由于经济体量大、加工制造业发达，污染减排压力仍然较大。
以来，我国单位P产出所消耗的能源也出现了明显下降，万元P能源消费量从1980年的286.9吨标准煤/万元降至2017年的65.2吨标准煤/百万元（P按2010年可比价格计算），下降幅度达到77.3%。
分省来看，各省级区域单位P能耗均呈不断下降趋势，但下降幅度各有不同，以平均每万元P能源消费量指标的变动来衡量，主要呈现出以下趋势：一是西部省份、东北省份以及山西省单位P能耗下降幅度在全国位居前列，但指标排名仍然靠前，仍有较大下降空间，山西、、甘肃、、贵州、、等省1990年至2016年的单位P能耗下降幅度名列前7位，除指标排名从第4位下降到第17位以外，其他6省指标排名保持在前10名以内，由于这些省份经济发展仍比较依赖重工业，面临较大的能耗和环保压力；二是东部省份单位P能耗指标维持在较低水平，海南、广东、福建、浙江、江苏1990-2016年单位P能耗下降幅度位于全国后7名以内，但指标排名仍保持在后9名以内；三是京津沪三市指标排名显著下降，单位P能耗已由中等水平降至较低水平，2016年在全国位于后7位。
高速经济增长与稳定的社会发展使得中国多年来始终得以保持较低的失业率。除初期失业率水平曾超过5%外，此后多年来处在低于4%的较低水平，近年来则维持在4%左右，且呈现下降趋势，2017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9%。
分省来看，大部分省级区域至今城镇登记失业率有所下降，但不同区域的差距仍然比较明显。具体来看，一是各省失业率均已降至较低水平，1980年各省最高失业率高达13.3%，2016年各省最高失业率仅为4.22%。二是失业率较高的地区长期集中在西部和东北部，1980年失业率排名前10位的省份中，有5个属于东部省份，3个为东北省份；2016年失业率排名前10位的省份中，则有4个为西部省份，2个为东北省份。、四川、、辽宁、等省失业率排名一直位于前10名内。三是相对于其他地区，东部省份失业率一直处于较低水平，1980年失业率后10名的省份中，东部省份占了6个；2016年失业率后10名的省份中，东部省份占了5个，、海南、浙江、江苏等省失业率排名一直靠后。四是西部省份失业率下降幅度高于东部省份，失业率差距已有所缩小。、贵州、等省失业率下降幅度高于3个百分点，在全国名列前茅；山东、、、江苏等省失业率下降幅度小于0.2个百分点，或失业率出现上升，失业率改善状况在全国位于较低水平。
以来，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劳动力成本优势对我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创造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近年来，我国生育率下降，人口老龄化加速，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和占比均在下降。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我国15-64岁人口比重已从2010年的74.5%下降到了2017年的71.82%，已连续7年逐年下降。
分省来看，各省级区域适龄劳动人口比重也主要呈现下降趋势，具体表现出以下特点：一是东部和东北省份适龄劳动人口比重始终位居前列，但也开始明显下降。、天津、、上海、、辽宁等省区市15-64岁人口占比在2004年和2016年稳居全国前10名，但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从适龄劳动人口数量的年均复合增速来看，天津、、广东、上海等东部经济发达省份15-64岁人口2004-2016年年均复合增速为全国前4名；而东北省份则处于落后水平，辽宁、和分别位列第23、26和27位，且和2004-2016年年均复合增速为负，在东北地区近年来出现人口净流出的背景下，这表明外流人口中老年人多于年轻人，因而适龄劳动人口占比虽然仍相对较高，但绝对量已开始减少。二是中部和西南省份适龄劳动人口始终落后，且有进一步下降趋势。贵州、广西、河南、江西、重庆等省15-64岁人口比重2004年与2016年均在20名以后，且江西、河南、广西和贵州15-64岁人口占比2016年已降至70%以下。三是、湖南、山东和的适龄劳动人口占比2004年至2016年降幅最大，超过2个百分点。
1978至2016年，我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由615元增长到67569元，名义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13.2%，是世界上工资水平增速最快的国家之一。
分省来看，各省级区域间的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快速增长，1985-2016年名义年均复合增长率均超过12%（重庆和海南因缺失1985年数据未计算）。从平均工资水平来看，东部和西部省份高于中部和东北省份。1985年与2016年平均工资排名前10位的省份均全部为东部和西部省份，其中上海、、天津、广东等东部省份平均工资在1985年和2016年均位列全国前10名，江苏和浙江也分别由1985年的第24名和第17名跃入2016年的第7名和第5名；、青海、贵州、等西部省份平均工资也一直位列前10名。以上省份的平均工资水平2016年均已达到65500元以上。与此相反的是，所有中部和东北省份的2016年平均工资水平都在6万元以下，其中河南、、山西、辽宁、、江西等省在全国排名落后。从名义年均复合增速来看，东部省份平均工资增长速度快于其他地区，西部和东北省份则慢于其他地区。、上海、天津、江苏和浙江5个东部省份平均工资名义年均复合增长率在全国位列前5名；而青海、甘肃、新疆、等西部省份以及东北三省位于全国后10位。
以来，我国对科技研发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研发投入迅速增加，研发投入强度也显著上升。1996年我国研发（R&D）投入占P的比重仅为0.56%，到2017年已上升至2.12%，20余年来上升了1.56个百分点。
分省来看，各省级区域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均呈增加趋势，2016年研发经费投入占P的比重比1999年至少上升0.1个百分点，但“东高西低”特征仍然明显。从研发经费投入占P比重的排名来看，东部省份始终名列前茅，西部省份长期处于落后水平。、上海、天津、江苏、广东、山东等省1999年和2016年均排名靠前，其中处于绝对领先地位，1999年和2016年分别为4.54%和5.96%，比第2名高出2.5和2.1个百分点；、新疆、贵州、广西、、云南等省1999年和2016年均排名落后，其中始终垫底，1999年和2016年分别仅有0.09%和0.19%。从研发投入强度提升幅度来看，东部经济发达省份也显著领先。上海、浙江、天津、江苏、山东、广东6省1999年至2016年提升幅度超过1.8个百分点，居于全国前6位；、海南、青海、山西、贵州、新疆6省提升幅度则低于0.3个百分点，居于后6位。
在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不断提升的同时，我国研发人员规模不断扩大，研发人员全时当量从1991年的67.05万人年已增至2016年的387.81万人年，位居世界第一。
从各省级区域来看，研发人员全时当量也在不断提升，1999-2016年的年均复合增速均达到3%以上。各省分布同样呈现出东部发达省份领先、西部与东北省份落后的特点：研发人员全时当量排名方面，江苏、广东、山东、、上海等东部省份稳居前列，2016年均达到180千人年以上；、青海、、新疆、贵州等西部省份持续排名靠后，2016年仍低于25千人年。研发人员全时当量年均复合增速方面，浙江、广东、福建、江苏、海南等东部省份名列前5位，增速在13%以上；甘肃、山西、辽宁、、新疆、四川、等部和东北省份名列末7位，增速低于6%。
我国专利授权量自以来也飞速增长，1985年仅有111件，到2016年已增长至162.89万件，连续两年位居世界第一，占世界专利授权量的比重为23%。万人专利授权量则从1985年的0.001件增长到2016年的11.78件，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35.1%。
分省来看，各省级区域万人专利授权量均有显著增长，年均复合增速均在8%以上。具体来看，各省变化特点如下：一是东部省份万人专利授权量占据绝对优势。、浙江、江苏、上海、天津、广东、福建7个东部省份2003年和2016年万人专利授权量排名稳居全国前8名。二是西部省份表现两极分化。大部分西部省份持续处于相对落后的水平，、青海、、云南、贵州、甘肃等西部省份2003年和2016年万人专利授权量排名则持续位于后10位；但重庆、陕西和四川该指标表现较为突出，2016年排名较2003年显著上升，且重庆和陕西已进入前10名。三是中部省份和东北省份万人专利授权量处于中游水平，但中部省份年均复合增速较高，多省排名显著提高，尤其是安徽、江西和河南三省，万人专利授权量年均复合增速位于第1、3和5名，排名分别由2003年的第27、24和23名上升到2016年的第11、14和16名；东北三省年均复合增速落后，分别位于第30、28和27名，排名均显著下滑。可见，、上海、广东、江苏、四川、陕西、重庆、河南等省充分发挥了知识产权强省试点省的示范引领作用。
[1] 本文对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界定采用国家统计局的划分标准：东部地区包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10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6个省；西部地区包括、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新疆12个省（市、自治区）；东北地区包括辽宁、、3个省。
[2]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占6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根据历年全国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样本数据计算而得，以下简称“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比”。
[3]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是指“高等教育在校学生数比上18-22岁年龄段人口数”，反映的是适龄人口中能接受到高等教育的人口的百分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