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得志炮轰南阳(1932-),江苏高邮人。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智库顾问,兼任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名誉会长、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学会副会长、中央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经济学课题组首席专家。在《中国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经济研究》《经济学动态》等重要期刊发表论文约200篇。出版《英国古典经济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新主义经济学》《当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背景下经济的新动向》等8部独著,《市场经济和干预》《产权理论与实践》《马克思经济学数学模型研究》3部合著,主编、合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经济学比较研究》等25部著作、教材、论文集,翻译、主译、校译5部,并出版十卷本《吴易风文集》。曾获全国模范教师、资深翻译家称号,国家级教学一等、中华优秀出版物图书、“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全国高等学校第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研究一等、吴玉章优秀科研等荣誉。
编者按:为了记录历史、老一辈经济学家勇于突破的理论创新,编辑部特别邀请了相关领域的专家对老一辈经济学家进行了,记录下那一代学者求学治学的经历与他们对我国经济学建设的贡献。动态编辑部邀请云南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对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吴易风教授进行了。
吴易风,男,1932年生,江苏高邮人,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前任会长和现任名誉会长,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学会副会长,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经济学课题组首席专家。吴易风教授曾获世界马克思经济学、国家级优秀教学一等、中华优秀出版物(图书)、吴玉章优秀科研、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一等、市优秀社会科学研究一等,并获全国模范教师、资深翻译家、市人民教师等荣誉称号。由于吴易风教授年事已高,身体状况不允许接受长时间的,因此教授对吴易风教授的是分段进行的。从2017年2月底接受编辑部委托一直到5月结束,教授多次来到吴易风教授家中,在每次不超过一小时的中,聆听他85年的人生经历以及他对自己学术贡献的深度解析。在历时3个月的过程中,教授还参考了吴易风教授的大量论文、著作,也参考了其他有关吴易风教授的采访、报道,结合本次的话题,在吴易风教授内容的基础上作了补充。这些补充都得到了吴易风教授的认可。
:2015年9月,您的十卷本《吴易风文集》(后文简称《文集》)出版,了却了您的一大夙愿。祝贺您!
吴易风:谢谢。出版《文集》的确是我的一个心愿。它能够如期出版,我要衷心感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和出版社的领导的关怀。文集的整理和编校得到了经济学博士和在校博士生刘国晖、刘文超、徐春华、丁玲的大力协助,衷心感谢他们。还要衷心感谢责任编辑为这部文集的编辑出版付出的大量辛勤劳动。我知道有一些和我年龄相仿的学者,想要整理自己的论著出版文集,但在有生之年没有整理完,非常惋惜。我不仅在有生之年把它编出来,把它出版出来,而且在有生之年能看到,我感到很幸运。
吴易风:这十卷文集,是我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毕业留校任教以来半个多世纪的主要研究。我查了一下自己的目录,论文约200篇,著作8部,合著、合编、主编28部,翻译、主译、校译5部。在选择收录内容的时候我决定:第一,翻译、主译、校译的,概不收入文集;第二,合著、合编、主编的,绝大部分都不收入文集,只有极少部分收入。收入的论著按照十个的题目,分成十卷,由专著和论文集组成。这十卷文集有四个相互联系的主题: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二、经济学研究;三、经济理论与经济现实研究;四、马克思经济学与经济学比较研究。文集第一、二、三、四卷研究第一个主题,即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其中,第一卷和第二卷分别研究马克思经济学的两个来源——英国古典经济理论和空想社会主义,第三卷研究马克思经济学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第四卷研究马克思经济学数学模型。文集第五卷和第六卷研究第二个主题,即研究经济学。其中,第五卷研究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两大流派,第六卷研究古典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文集第七、八、九卷研究第三个主题,即研究经济理论与经济现实。其中,第七卷研究经济理论与国家的经济现实,第八、九卷研究经济理论与中国的经济现实。文集第十卷研究第四个主题,即对马克思经济学与经济学进行比较研究。收入文集的主要是我个人的论著,此外还收入了两本合著。①在此,我一方面感谢已收入文集的这两本著作的合著者,另一方面我要向未收入文集的二十几部合著、合编、合作主编的著作、论文集和教科书的合著者深表歉意。
:您1955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经济学专业,1959年毕业留校任教,从此了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道,可以说您是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代经济学家。可否介绍一下您的求学和成长经历?
吴易风:我出生在江苏省高邮县临泽镇汲水村,家境贫寒,父母是善良、淳朴的农民。少年时代,我只读过几年私塾和半年小学。1947年,我考取了离家有几十里的界首乡村师范学校。1949年家乡解放后,该校并入扬州师范,我也转入扬州师范初师部学习。1950年,我这时18岁,初级师范还没毕业,就被调到苏北行署机关学校当教师。不少原来是从农村参加的,都是为出生入死的幸存者。他们大都在30岁左右。我跟他们在一起,既把自己当老师,也把自己当学生,特别注意学习他们的优秀品质。这对我以后的成长很有帮助。
1953年,新中国开始执行第一个国民经济建设五年计划。为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当时军队有大批干部转业到地方工作,需要培训。这一年,我被调入刚成立的江苏省速成中学工作,成了一名中学教师。我边学边教,认真备课。对我的教学效果还满意,我被评上了该校优秀人民教师。除了讲授语文课和历史课外,学校还让我讲“经济建设常识”课程。要教这门课,我只好自己赶快先学。先是反复学习《经济建设常识》读本,后又开始自学当时被列为干部必读的一部翻译过来的《经济学》。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接触到经济学。说老实话,当时许多地方并没有读懂。在此期间,我还自学了大学中文系和历史系的主要专业课程,并先后在苏北俄语学校和上海俄语学校学习俄语,取得了上海俄语学校的毕业证书。
1955年,我考上中国人民大学,攻读经济学专业。我在读大学一年级时,中国人民大学全校外语课只教俄语,课程内容我过去几乎都学过了,于是便萌生了免修俄语的念头。后由吴玉章校长特批,经过考试,准予免修。俄语免修后,我在当时英语教科书奇缺的条件下,开始自学苏联版的英语教科书。在大学期间,我大部分时间用来研读经济学书籍,尤其是马克思的科学巨著《资本论》。我当时还试写经济学方面的文章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由于勤学苦读,大学期间各门功课全优,我曾获得吴玉章校长亲自颁发的中国人民大学优等生状。1959年,我大学毕业留校,在经济系经济学说史教研室任教。
“”期间,中国人民大学停办。1969年12月,我被下放到江西余江中国人民大学“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在艰苦的中,不管白天劳动有多累,我晚上都要用来看书学习。在干校的3年中,我了当时已有中译本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各卷,还阅读了《资治通鉴》。在劳动之余,我一直自学外语。当时带在身边的俄文版和英文版的《选集》,成了我最好的学习材料。
1972年,我从江西回到,被分配到师范大学经济系任教。但不久又被第二次下放,到北师大劳动劳动。在这里,我白天劳动,清晨和夜晚写作,认订了“”前写成的《空想社会主义》初稿,但该书直到1980年才得以出版。
1978年4月,中国人民大学复校。我重返中国人民大学后,除继续讲授经济学说史外,还开始讲授经济学、数理经济学等课程。随着对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深入,涉及的数学也越来越深。我感到大学本科时学的高等数学远不够用,就虚心向身为邮电大学数学教师的妻子刘天芬学习。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还和她合译了英国经济学家艾伦的名著《数理经济学》。1989年至1990年,作为高级访问学者,我到美国研究经济学的最新发展。我先后到过、、纽约、等地,访问了南大学、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耶鲁大学等高校。这期间,除了与美国学者交流以及参加学术会议外,我花了大量时间收集和整理经济学最新发展的相关资料。回国后,我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了关于经济学最新发展的论文,并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我与博士生王健、方松英合著的《市场经济和干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研究》一书。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胡代光教授在书评中认为,该书“对整个经济学的最新演变过程进行了回顾和追踪考察,这在国内还是首创”。
除了翻译《数理经济学》,我曾主译《经济学百科全书》并校译几部经济学著作。2002年获得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授予的资深翻译家荣誉证书。
1995年,我应俄罗斯科学院邀请,前往莫斯科和进行学术交流。回国后,我以《俄罗斯经济学家谈俄罗斯经济和中国经济问题》为题发表了一篇访俄报告,在学界和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我从1959年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当了20年助教,后来升任、副教授。1984年,经特批破格晋升教授,1990年,任博士研究生导师,1992年,获国务院特殊津贴。2009年,受聘为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
:在您的成长过程中,中国人民大学高鸿业教授是您的良师益友,您与高鸿业教授之间的情谊是中国经济学界的佳话。我认为您与高教授数十年的情谊,也是从海外留学归国的老一辈经济学家与像您一样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经济学家之间关系的缩影。随着留学归国的老一辈经济学家不断离世,他们对中国经济学的贡献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被湮没。可否请您借此机会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吴易风:十年前的5月17日,高鸿业教授在京逝世,学界失去了一位经济学大师,我痛失了一位良师、挚友和长期合作者。高先生1957年从海外归国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到不幸逝世,正好半个世纪。我跟高先生从相识到相知,共48年的时间。跟高先生相处和合作共事,感受最深的是他坚定的爱国主义和赤忱的报国。这也是留学归国的老一辈经济学家共同的品质。
1956年初,高先生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旋即受聘为密苏里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从半工半读的穷学生,到安定舒适的教授,生活变化很大,但是,高先生并不留恋美国的物质生活,而是决心回国。他想,如果整个生命都在国外度过,做“二等”,而不为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工作,这将成为终生遗憾。1957年,他辞去美国密苏里大学副教授职务,回到祖国首都,受到祖国人民的热烈欢迎,《日报》报道了高鸿业先生返回祖国的消息。
高先生回国后,为祖国和人民辛勤工作了半个世纪,做出过很多贡献,但从不居功。相反,他说:有的时候,我甚至感到羞愧,怀疑自己对祖国贡献的那点微不足道的力量是否能补偿自己从她那里取到的报酬。高先生有很强的爱国心、报国心,又有很强的忧患意识。“落叶归根意未休,甘跑龙套跟旗走;愿为梨园添春情,不卖色相充名优;末座有愧冷板凳,寸草报晖暖心头;老来犹唱满江红,只缘群夷窥神州。”他写的这首题为《龙套吟以明志》的七言律诗,是他的爱国主义的最好表达。
我在成长过程中得到了高先生等老一辈经济学家的诸多帮助。高先生回国后,我经常向他请教经济学说史、经济学和英语方面的问题(当时我在自学英语)。除高先生外,陈岱孙、陶大镛等先生也给了我极大的帮助。我留校任教之后,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还参与了新中国第一部统编教材《经济学说史》的编写。当时,我的任务是研究和编写空想社会主义部分。我在研究过程中发现,空想社会主义者们的思想涉及哲学、经济学、学等许多学科,有一定难度。为此,我虚心向老前辈陈岱孙教授和陶大镛教授求教。陶大镛教授热情地向我介绍了他自己研究空想社会主义的经验。
陈岱孙教授不仅向我介绍了研究经济思想史的经验,而且还为我修改了空想社会主义史的部分书稿。经过几年的刻苦写作,我在1965年完成了35万字的《空想社会主义》一书初稿。书稿完成后,陶大镛和陈岱孙两位老前辈等又审阅了全部或部分手稿或清样,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这令我十分,使我受益良多。
在向他们学习、和他们交往的过程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们对待经济学的态度。比如陈岱孙教授,1926年在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后归国,教的是经济学,研究的也是经济学。新中国成立后,他开始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特别是系统学习马克思的科学巨著《资本论》。此后,他的论著表明他已成为一位理底扎实、立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再比如高鸿业教授,回国后的第一件大事是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特别是系统学习马克思《资本论》。当时,他在中国人民大学夜大系统《资本论》导读课程,认真按照教学要求研读原著。《资本论》的学习和研究,为他重新审视经济学准备了相当好的理论基础。据高先生,他对经济学的认识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美国读书和工作期间。当时的基本认识是,教授讲什么就信什么,书上讲什么就信什么,很少怀疑。那时凯恩斯主义,只对弗里德曼的那套理论有怀疑,认为他的观点和政策主张不对。高先生说:其实不只是我这样看,美国当时很多研究生都这样看。第二阶段是回国后到前。在读了《资本论》之后,感到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评价最,对每个人的功过的评论都很全面,而且恰如其分。即使对马尔萨斯这样的经济学家,马克思在他的错误时,也肯定他的有意义的个别论点。高先生说自己很想学马克思对他之前和同时代的经济学家的分析和评论。但是,在当时的气氛下,虽然他尽量采取分析和的方法进行,但有时也不得不和许多同志一样,地使用贴标签的办法和骂人的话。第三阶段是以来的时期。高先生说,在这一阶段,他和大家一样,思想解放了,不再地经济学,而是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求全面地恰如其分地分析和评论经济学。
高先生总结了他回国后看到的国内经济学界对待经济学的两个极端:和全盘肯定。前,对经济学的认识偏向于;后,又偏向于全盘肯定。他认为,这两种态度都失之于偏颇,都不能使我们达到“洋为中用”的目的。他主张,对经济学既不能,统统骂倒,也不能盲目,全盘肯定。经过长期深入研究,高先生对经济学形成并提出了自己的基本观点。他说,经济学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代表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总结,具有科学成分。因此,必须反对前者,借鉴后者。
:您有一个“雅号”——“三通经济学家”。说的是您既精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又精通经济学,同时还精通经济思想史。虽然事实如此,但这个“雅号”难免不够严肃。2016年,世界经济学学会授予您“世界马克思经济学”。我根据您的获感言,将您的学术身份归纳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经济思想史家和经济学教育家。您不会反对吧?
吴易风:做学问的都知道,通一门就很不容易,要努力一辈子,哪能通几门?对于有关我的各种溢美之词,我只能说“受之有愧”。
:那我们就从这三方面进入您的学术世界。您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这也是共识。《》说您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深入研究了马克思经济学的一系列核心问题”;《日报》说您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报》说您是“坚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阵地”的经济学家;《中国经济时报》说您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经济学家”。无论在什么样的困难和挫折面前,您始终马克思主义立场。您取得的学术成就都得益于这种。正如您所说:“研究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太重要了!”
然而,不可否认,以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学界不断被边缘化,出现了许多误读甚至马克思经济学的观点和主张。因此,您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研究方面的诸多贡献,都带有论战性质。比如“论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一文,针对的是否是“马克思经济学不研究资源配置”的观点?
吴易风:关于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学术界至少有两种对立的意见:一是资源配置说,一是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说。两种观点的根本分歧,实际上是马克思经济学与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的根本分歧。有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不研究资源配置,从而对于我国经济运行中的资源配置问题没有指导意义。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是马克思运用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所得到的科学结论。在马克思那里,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的基本内容是:第一,生产力决定生产方式;第二,生产方式决定生产关系;第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具有历史暂时性。在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三者中,生产方式是《资本论》研究对象的第一个组成部分,生产关系是第二个组成部分。马克思不是在完成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考察之后再考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是将二者密切地结合在一起。这是因为,生产关系是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是从生产方式中产生的。在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三者中,生产力不是《资本论》的研究对象。虽然经济学或经济学在研究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时,不能脱离生产力和实际劳动过程。但是,无论如何不能因此把生产力或实际劳动过程作为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从马克思对《资本论》研究对象的中,可以顺理成章地引导出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经济学或经济学研究人类社会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生产方式以及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或经济关系。
在研究对象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经济学的根本分歧不在于要不要研究资源配置,而在于要不要研究生产方式,要不要研究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要不要区分抽象的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和具体的特定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以及要不要研究具体的特定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回答都是肯定的,而经济学的回答都是否定的。
由于没有区分抽象的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和具体的特定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经济学家在资源配置理论上常常陷入混乱状态。他们在研究“超制度的”资源配置理论时,缺乏足够的抽象力,还不时地囿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他们在得出“超制度的”最优资源配置的研究时,又错误地断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能实现那种“超制度的”最优资源配置。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定义并不排除对资源配置的研究,但是资源配置方式从属于生产方式,它不能取代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而成为全部经济学的核心。生产中的资源配置表现为两种资源配置:一种是抽象的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一种是具体的特定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劳动过程中的资源配置属于抽象的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而具体的特定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的性质取决于生产方式的性质。
以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不仅不排除对资源配置的研究,而且为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和特定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的区分和研究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相反,经济学的定义根本没有触及经济学的本质特征。以稀缺资源的配置为研究对象,满足于对抽象的和所谓超制度的资源配置的考察,不仅排除了对特定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研究,而且也排除了正确理解和认识特定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的前提。
:您对马克思产权理论的系列研究(“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与国有企业产权”,载《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产权理论:马克思和科斯的比较”,载《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针对的自然也就是科斯等经济学家的产权理论,以及“科斯有产权理论,马克思没有产权理论”的断语了?
吴易风:在当代经济学论著中,一讲到产权理论,几乎都言必称科斯,言必称产权学派或新制度学派的产权理论。这原不足怪。奇怪的是,我国的某些学者在讲到产权理论时,竟然也是如此,断言科斯有产权理论而马克思没有产权理论。岂不知早在科斯以前100多年,马克思就创立了科学的、系统的产权理论。一些尊重客观事实的学者承认马克思在产权理论方面的科学功绩,比如S.佩乔维奇认为马克思是第一位有产权理论的社会科学家,诺斯也承认马克思在产权理论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与之相反,我国的极少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们只是因为在马克思部分著作中译本没有找到产权字样,便断言马克思只有所有制理论,而没有产权理论。事实是,在英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有很多可以译为财产权或产权的英文词组:property rights、the rights of property等。在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即使这些词组没有都译为财产权或产权,财产关系、财产权、产权等译名出现的次数也还相当之多。经检索,这三个译名出现的次数分别为:财产关系,74次;财产权,42次;产权,77次。
在社会科学史上,真正建立科学的产权理论的是马克思。无论同理论前辈相比,还是同现代产权理论家相比,马克思的产权理论都是真正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科学理论。首先,马克思第一次发现产权是生产关系的法律表现,从而把握住了产权的本质;其次,马克思第一次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了财产和财产权,考察了财产和财产权的起源和历史变迁,并做了科学的、系统的论述;最后,马克思没有把财产权看作是单一的,而是看作是一组的结合体。财产的各种在某些情况下是统一的,都属于财产所有者,但在很多情况下,财产权可以分解,财产的各种可以互相分离。马克思关于财产的统一和分离的学说,无论对于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还是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我国学者在探讨产权理论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决我国国有企业产权问题的方案。有些方案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我国国情出发,提出了不少有益见解;有些方案脱离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我国国情,有的甚至照搬某些外国的私人产权原则,提出了若干错误主张。这些错误主张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把科斯的产权理论“本土化”“中国化”,认为只要产权清晰,市场经济的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公有制产权不清晰,只有实行私有化,把社会主义公有制变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把社会主义公有产权变为私有产权,产权才清晰,经济才有效率。如果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产权以科斯产权理论为指导,就必定实行私有化。果如此,社会主义公有制就必定会变成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主义公有产权就必定会变成资本主义私有产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必定会变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按照马克思的所有制理论和产权理论,从的基本要求出发,从我国当前社会的物质生产力水平出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必须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存;相应地,在产权方面,必须以公有产权为主体,多种产权制度并存。按照马克思的所有制理论和产权理论,社会主义国家国有企业产权可以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原则。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国有企业方案,是一个公有产权清晰的方案,是有利于社会物质生产力发展的方案。这一方案是社会主义国有企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私有企业的根本,从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会变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
:您领衔完成、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库”的著作《马克思经济学数学模型研究》(吴易风、白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以及之前发表的系列论文(吴易风、王健:《论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生产函数》,载《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1期;《马克思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载《经济研究》2007年第9期),是否也有针对“马克思经济学不能用数学表达”这种观点的意图?
首先,可以通过对经济中量的关系的讨论,达到认识经济规律的目的;其次,数学方法有助于使复杂问题简单化,使问题简单明了;最后,数学可以解决一些用语言文字无决的经济学问题。马克思曾说过,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在《资本论》的写作过程中,马克思使用了数学方法。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对数学进行了专门研究,对当时刚刚出现的微积分进行了专门研究,著有《数学笔记》。
有些学者认为,数学不是经济学的工具,运用数学无决经济学的问题;还有些学者认为马克思经济学数学方法。实际上,这些观点都是。
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时代,在经济学中使用数学方法还不普遍,使用高等数学方法更是凤毛麟角,马克思走在了时代的前列。在21世纪的今天,数学自身有了巨大的发展,数学的应用也非常广泛。因此,我们应该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中的数学建设。首先,要建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模型,把马克思经济学中量的关系用数学模型表述出来,在此模型基础上说明现实经济现象,提出相应的对策。其次,目前,经济学中普遍使用数学方法,有些经济学家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数学方法的,是不能用数学的方法表达的;还有些经济学家使用数学方法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建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数学模型,有利于回答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挑战,有利于有力地反驳经济学对马克思经济学的。
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中的数学建设可以分阶段、分步骤地进行。第一步,组织队伍。第二步,选择研究专题。第三步,准确掌握马克思的原意。在完成这个阶段的工作之后,我们才能真正进入运用数学方法的阶段。第四步,充分了解国内外学术界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数学建设方面的已有。第五步,根据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建立表达马克思原意的数学模型。第六步,经过至少十几年的时间,通过几批人的努力,争取建立一个系统、全面、准确的马克思经济学的数学体系。这项工作是一项长期的、系统的工作,要完成它,必须按照既有步骤,扎扎实实地一步一步地进行。
不过,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中的数学建设,并非数学方法运用得越多越好、越复杂越好。在经济学中使用数学方法需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要真正弄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真实的内容是什么,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真正表达马克思原意的数学模型;第二,在经济学中使用数学方法,要“解决同样问题,方法越简单越好”的原则;第三,对不同的经济问题要使用不同的数学方法,切忌在经济问题的研究过程中机械地使用同一方法;第四,不要将数学方法作为一种包装。如果仅仅将在经济学中使用数学方法看作一种潮流,看作评价经济学水平高低的唯一标志,在研究过程中,为了用数学而用数学,反而忘记了对经济问题自身的研究,那么这时数学就不再是经济学研究的工具和方法,而是变成了包装,这将不利于经济学的发展。
:《马克思经济学数学模型研究》一书获全国第四届“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据说有国外出版社购买了版权?
:您作为一位经济学家,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在“两种‘范式危机’论”(载《当代经济研究》1996年第2期)一文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我记得当时相信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学子们纷纷此文,备受鼓舞。由此引出一个话题:经济学家为什么不能“团结在一个旗帜下”?您主张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做“人民经济学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是否必定就是人民经济学家?
吴易风:有的学者想追求一种具有普遍的、一般的科学意义的经济学基础理论,一种无阶级性的经济学基础理论。这一想法的动机也许不坏。如果真的有这样一种经济学,对初学者和研究者来说也许是一件好事。至少,我国大学经济系的学生就可不必学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后还要再研读经济学。对研究者来说,大家也许就真的能“团结在一个旗帜下”,为界的共同科学事业做出贡献。诺贝尔经济学也就不会只发给经济学家,而没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份儿,更不会把乔安•罗宾逊这样的凯恩斯主义者拒之于诺贝尔经济学的大门之外。可是,历史无情,现实无情。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过去和现在都不存在这样一种经济学。
经济学家之所以不能而且也没法“团结在一个旗帜下”,是因为经济学具有阶级性。经济学的阶级性使这个领域的的科学研究成为不可能。正像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说的那样:“在经济学领域内,的科学研究遇到的敌人,不只是它在一切其他领域内遇到的敌人。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到战场上来反对的科学研究”。学者也不全都讳言自己的阶级立场,比如凯恩斯在《劝说集》中曾直言:“如果当真要追求阶级利益,那么我就得追求属于我自己那个阶级的利益……在中会发现,我是站在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一边的”。经济学这门学科的阶级性决定了在阶级社会里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统一的经济学。
在现实的经济思维中,大款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常常分别成为不同经济学家的出发点。尽管人们很不愿意听到大款经济学家和人民经济学家的称谓,但是谁也否认不了实际存在的这种区别,除非大家都团结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之下。
:您不仅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而且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研究,系统梳理和高度评价了、、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巨大贡献。在研究他们的贡献时,您指出:“未来的探索者也会理解今天的探索者,处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不成熟阶段的经济学家,确实难以写出成熟的社会主义经济学。今天的探索者会寄希望于未来的探索者,希望他们今后能写出越来越接近科学真理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经济学评论》2004年第1期,第26页)。您这句话,可以看作对今天努力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们的寄语吧?
吴易风:在新中国不同的发展阶段,、和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进行了历史性的探索,提出了一系列崭新的理论。比如,、和对计划和市场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不断的探索和创新——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理论,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理论,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关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理论——都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科学社会主义史上做出了伟大的贡献。他们的理论,不仅在过去指导着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践,而且今天仍然具有理论的和现实的指导意义。
我们今天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了更广阔的历史背景、更丰富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然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完善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只有逐步积累在每一个具体历史阶段上获得的并经过实践检验的认识,不断推进,不断深化,才能逐渐接近于科学真理。说得对:“包括在相对真理里面。相对真理的积累,就使人们逐步地接近于。不能认为……到了一天,人们忽然找到了。”
:经济学和经济思想史也是您的研究领域。有一种说法,认为马克思也是人,为什么马克思经济学就不是“经济学”?过去中国经济学界对“经济学”这个用语的含义非常清楚,但现在很多年轻学者都不大明白了。很多人用“现代经济学”之类的称呼替代“经济学”。请您解释一下“经济学”这个用语。
吴易风:作为经济学研究领域一门学科和高等学校一门课程的“经济学”这一名称在我国出现较晚。新中国成立以来,这一学科和课程的名称经历了几次改变。20世纪50年代中期,国内有几所大学尝试开设相关课程,内容一般限于凯恩斯主义,因而课程名称定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说介绍与”或“凯恩斯主义介绍与”。以中国人民大学为例,当时吴大琨教授、项冲教授为经济系本科生开设的是“凯恩斯主义介绍与”课程,高鸿业教授先为经济系教师、后为研究生班开设的是“资产阶级经济学介绍与”课程。两门课程的范围不同:前者限于凯恩斯主义,后者包括经济学的几个主要组成部分。吴大琨、项冲和高鸿业教授都是从海外归国的学者,他们熟悉经济学,回国后又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教学中,他们不仅力求准确地介绍经济学,而且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评论经济学。
50年代末60年代初,开设同类课程的高校增多,教学内容除了凯恩斯主义,还增加了垄断经济学等。这时课程名称一般定为“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介绍与”或“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初期,一些高校将课程名称改为“外国经济学说”。“经济学”这一名称形成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内涵与“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相同。这一名称很快得到我国经济学界的普遍认同和广泛接受,成为我国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学科名称,并且成为教育部和国家学位委员会的这一学科的正式名称,以及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的正式名称。
经济学中的“西”不是意义上的西,也不是“中学与”意义上的西。这里的不是地域上的概念,而是上的概念。比如“七国集团”就是概念,不属于地缘的日本就包括进去了嘛。可见,用“”二字作为一种特定的、流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学的定语,是为了正确反映这种经济学的本质属性,以区别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现在有人主张称经济学为“现代经济学”或“当代经济学”,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归入“古典经济学”。熟悉经济学的人知道,这种说法来自经济学家。如果接受学者的谬说,就势必会错误地将经济学,特别是主流经济学当作现代或当代唯一的经济学,同时,就势必会错误地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排除在现代或当代经济学之外。事实上,除了主流经济学之外,在还存在大量的非主流经济学流派和理论。经济学远非现代经济学的全部。古典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来源,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绝不是古典经济学,而是在对资产阶级经济学进行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崭新的、科学的经济学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马克思以后一直在发展,因此,决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归入“古典经济学”。在现代,仍然存在着两大对立的理论体系: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是经济学。因此,决不能认为现代经济学就只是经济学,决不能用现代或当代经济学专指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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