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泽天高考成绩放长视线，在五十年乃至一百年的框架中思考问题———人文学者到底该如何适应已经或正在变化的世界。在综合性巨型大学里，我们要学会与其他学科对话，大声地、合理地、聪明地说出人文学的意义，而不是赌气或骂街。
本文为作者2016年4月8日在东方历史评论主办的“何为大学？”座谈会上的主旨发言，原文发表于《文汇学人》2016年4月15日刊。《文汇学人》微信公号wenhui_xr。
还像以前一样，出席新书发表会时，三言两语带过，转而谈论我的最新思考。要不，前来捧场的诸位嘉宾及热心读者。
在《大学何为》的“自序”中，我提到，会从历史记忆、文化阐释、构建以及社会实践等层面，思考“大学”作为人类社会极为重要的组织形式：是什么，有什么，还能做些什么。这五本书，《老北大的故事》《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和《大学有》属于历史论述，而《大学何为》《大学新语》谈论的则是当下。如此兼及理想与现实、与建设、先贤与后辈，目的是为当代中国大学寻找思想资源与突围策略。至于这五本书的学术立场、内在理、论述风格，以及各书乃至各文的利弊得失，先听读者及家的意见，有机会再辨析，或做进一步阐发。
除了这回北大出版社刊行的“大学五书”，我谈大学的书籍，还有北大出版社的《读书的风景大学生活之春花秋月》、三联书店的《大学小言我眼中的北大与港中大》《花开叶落中文系》，以及花城出版社的《怀想中大》等。也可以包括近期增订重刊的在史、学术史、教育史的夹缝中讨论文学教育的《作为学科的文学史》。二十年间，出版大小十书，长枪短炮，纵论大学及教育，也算尽到了作为人文学者该尽的义务，日后会逐渐收缩，将研究重心转移到其他领域。
接下来，是今晚的主要内容，题目是《理直气壮且恰如其分地说出人文学的好处》。如果不是嫌题目太长，应该是《人文学者要学会理直气壮且恰如其分地、公开地、大声地说出人文学的好处、贡献与重要性》。把这几个被我从题目中删去的名词或副词稍微解说，你就明白我的主旨。
作为学科的人文学，曾经傲视群雄，而最近一百年乃至五十年、二十年，则必须不断地为自己的存在价值，这是个很让当事人尴尬的局面。可是，“人文学”与“人文学者”不是一回事，我关心的是作为学科的人文学，或者作为整体的人文学者的历史命运，而不是具体人物的与升降。
摒弃“贡献与重要性”这样堂而皇之的论述，改用“好处”的说法，似乎显得有点小家子气。这么做，是为了“有感”，别太“高大上”，希望体贴入微，兼及社会与个人感受。
提倡“公开地、大声地”，那是因为，很多人文学者觉得委屈，憋着难受，但只是自言自语，或私下里嘟嘟囔囔，那样是不行的，不仅应该打开天窗说亮话，而且还要在中亮出自己的身份与底牌。
至于使用“学会”这个词，也就意味着，我对当下中国人文学者的陈述不太满意。要不就是不够“理直气壮”，要不没能做到“恰如其分”，因而你所说的不被认真倾听或接纳。这无疑是很遗憾的。
就从今年3月19日在北大举办的那场名为“真正的北大，是看不见的北大现代大学的人文向度”的座谈会说起。主讲人王汎森，嘉宾有赵世瑜、杨立华、渠敬东、王风和陆胤，我是主持人。2016年3月20日《青年报》所刊《左突右攻风行水上》，引录我三段话，关键是第三段：“学者要大胆地说出人文学的好处和贡献。2015年以后的中国大学，何去何从，值得我们发声。大学是办出来的，也是说出来的。如果学者不发言，那大学很可能就横冲直撞，不知道走到什么地方去。学者应该努力影响大学发展的径。”2016年3月26日澎湃新闻发表《真正的北大，是看不见的北大》（许瑞），也有类似的表述，但记录了我谈人文学科在当今大学中处境的另一段话：
老师们依次发言之后，陈平原老师进一步延伸讨论，提出了以下几个问题：其一，在人文学科受到广泛挤压的今天，人文学科是只能在边缘发声，还是可能开拓新的发展空间?其二，如何回应社会上对国家以大量资金支持人文学者“悠游”的质疑?其三，针对“悠游”可能造成的偷懒现象，如何在和管理之间保持平衡?其四，如果以人文学“看不见”的引领大学，那么如何应对“看得见”的排名可能的下降?总的来说，面对变化的外界，面对变化的大学，人文学科应当如何自处?
大家都注意到我那句“作为人文学者，要能够大胆地、大声地说出人文学科的优势和贡献”，可作为主持人，我还有一句大有深意的闲话，被一笑置之。我说自己是主持此次活动，若让我来组织，不会这么请嘉宾的。不是说这几位嘉宾水平不够，而是主讲、主持加上四位嘉宾，全是人文学者，如此座谈会，同质性太高，还没开场，已被定了调，闭着眼睛也能猜到在哪里。若有好的社会科学家、自然科学家、大学校长，还有官员在场，这场更有意思。大家立场及趣味不太相同，才能有真正的思想激荡，也才能对此话题有更为深入的探讨。
这其实是我近年思考的问题如何向圈外人发言，让他们明了人文学的意义；或者说，如何向已达成某种默契的“社会共识”挑战，证明人文学的存在价值及发展空间。先梳理此前我说过的，再谈最近的。
1993年我发表《当代中国人文学者的命运及其选择》，谈的是八十年代末之后人文学的命运；2000年撰写《数码时代的人文研究》，关注的是技术突变后人文学向何处去；2003年北大人事制度，我在《大学三问》中追问“人文有无用处”：“从行政管理的角度，这些擅长怀疑与、喜欢胡思乱想，的人文学者，不只没给大学加分，，还添乱，。可长远看，正是这些知识问心无愧的努力，使得大学充满生机与活力。”2006年我将几次整理成《人文学的困境、魅力及出》，提及近年不少人文学者“有用化”的努力，偏离了人文学所特有的对于价值、对于历史、对于、对于的认知：“为了得到及社会的高度重视，拼命使自己显得有用，，而将原来的根底掏空，这不但不能自救，还可能使人文学的处境变得更加。”2007年我在《当代中国人文学之“内外兼修”》中谈及：“经过这么一番积极扶持，，大学里的人文学者，钱多了，气顺了，也好走了。只是原本强调思考、注重个人品味、擅长沉潜把玩的人文学，，如今变得平淡、僵硬、了无趣味，实在有点可惜。在我心目中，所谓人文学，，必须是学问中有人，，学问中有文，，学问中有，、有趣味，。但在一个到处生机勃勃而又显得粗糙平庸的时代，谈论超越，或压在纸背的心情，，似乎有点奢侈。”2012年发表《人文学之“三十年河东”》，其中有这么一段自嘲：“我曾戏称当下中国人文学面临三座大山，权威、市场经济、大众传媒。其实，还应该加上社会科学的思、方法及趣味。如今衡量人文学者成功与否的标准，已经跟社会科学家很接近：申请重大项目、获得巨额资金、拥有庞大团队、辅助现实决策。此等研究思自有其合，但相对压抑个人化的思考与表达，对文学、哲学等专业明显不利。原本心高气傲、思接千古的人文学者，如今远离文辞，、趣味，与想象力，，彻底摒弃老辈学者的文人气，，恨不得马上变成经济学家或学家。”
以上所引，都是以往的论述，如今还想添上一点最近的我们能否“恰如其分”地讲出自己的好处?之所以这么提问，是有感于不少人文学者在公开场合的表述过于意气用事，或冷嘲热讽，或居高临下，或拒人于千里之外，更像是在赌气，无法。别人占据了广场和大，正高歌猛进，你开始只是围观，如今干脆背过身来没错，这是一种，但无济于事。在万舸争流不进则退的历史舞台上，只是表达“不合作”，其结果必定是越来越边缘化。作为个体的学者，潮流，我行我素，姿态很优雅，但那是因为你已经有了，可以独善其身，人家也不会拿你怎么样；可作为整体的学科，却可能因你我过分冷漠与退怯而日渐萎缩。
我们必须明白，曾经无比辉煌的人文学，而今在学术舞台上日渐萎缩，那不是毫无道理的。这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的“天下大势”，到底是什么东西，你喜欢也行，不喜欢也行，都必须认真面对、仔细辨析。只埋怨自家领导，不理解这潮流背后的深刻原因，那是不行的。这不仅仅是人事纠纷，还得将制度设计、历史演变、现实刺激，还有可操作性等考虑在内，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这样，才不至于只是生闷气，或者“说了等于白说”。一句话，人文学者必须调整自家心态及论述策略。
这就说到我的大学史研究。我曾经说过：“从事学术史、思想史、文学史的朋友，都是潜在的教育史研究专家。因为，百年中国，取消科举取士以及兴办新式学堂，乃值得大书特书的关键时刻，。而大学制度的建立，包括其蕴涵的学术思想和文化，对于传统中国的，更是带根本性的相对于具体的思想学说的转移而言。”反过来，教育史的思考与撰述，对我从事文学史或学术史的研究大有裨益（参见《我的大学研究之》，2007）。理解大学制度的演进，明白当下综合性巨型大学的特点及困境，寻求突破的可能性，这也是我花费那么多精力撰写“大学五书”的内在动机。正因有二十年研究大学史、大学文化以及中国大学现
今天谈大学问题，一定得了解“学科文化”的复杂性。作为人文学者，我人文学的价值，但如何让其他学科出身的学者也能真正理解，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请注意，我这里说的是真正的学者，而不是官员或大众。经常听人文学者抱怨当官的如何不讲理，或者大众如何盲目，其实，对人文学造成巨大压力乃至态势的，主要不是这两种人，而是你我一样的教授只不过他们学的是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而且，这种“学科”不是今天才有的。一百年前，美国新人文主义大家欧文白璧德（ Irving Babbitt，18651933）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文学与美国的大学》，其中第四章的题目就叫作“文学与大学”，针对斯宾塞在《论教育》中预言“科学将日渐战胜艺术与文学”，白璧德奋起反驳：“尽管整个世界似乎都醉心于量化的生活，大学却必须牢记自己的任务是使自己的毕业生成为高质量的人”，关键在于“人文”，而文学又是关键中的关键（参见白璧德著、张沛等译《文学与美国的大学》第57、61、72页，大学出版社，2004年）。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1920年代因吴宓、梁实秋等人的大力，在中国引起关注。但因《学衡》派是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出现，长期以来受；最近十几年，才重新得到学界比较正面的评价，白璧德也才重新浮出水面。
关于历史舞台上的学科竞争，以及因知识生产的“制”而产生的学科，几年前我在《大学公信力为何下降》（2007年11月14日《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中有所辨析：“作为一种组织文化，大学内部的复杂性，很可能超越我们原先的想像。知识聚集的地方，并非一团和气，，很可能同样问题成堆，。有立场的差异，有经济利益的纠葛，有长幼有序的代沟，还有性别的、教的、地位的区隔，但最、最隐晦、最堂而皇之的，是学科文化，在作怪。双方都出于公心，，但就是说不到一起。不同学科的教授，对于学问之、好坏、大小的理解，很可能天差地别；而学富五车，的学者们，一旦顶起牛来，真是百折不回，。有时候是胸襟的问题，有时候则缘于学科文化的差异。”带入学科文化的眼光，观察最近三十年中国人文学的命运，当会有比较通达的见解。
关键在于，不是我，也不是一般读者，而是其他学科尤其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专家，以及大学校长和官员。刚读到郭英剑的《哈佛校长：人文教育不可替代》（2016年3月31日《中国科学报》），值得推荐。据说今年3月24日下午，哈佛大学校长福斯特在西点军校，题为《做语言的言说者、行为的实干家：论文学与领导力的培养》。她在中重点讲授了语言之于领导力的重要性，领导人所必备的对于词语的阐释力与感受力，人文学科的必要性，以及广博的人文教育是如何培养人们具有这些不可或缺的品质的。这样的，当然很对我等的口味；但不瞒你说，我怀疑其有效性。如此粗枝大叶的论述，接近于自说自话，不见得真能服众。
我之所以对哈佛校长的不太乐观，是因日本事件的巨大冲击。所谓“日本事件”，是我自己的命名，因实在出乎我意料之外，不能不认线日，日本文部大臣下村博文给所有86所国立大学以及所有高等教育机构写信，要求他们“采取必要的步骤与措施，取消社会科学与人文系部组织或者使之转型，要他们为能满足社会需求的领域进行服务。”据郭英剑《日本为何关停并转人文社会科学》（2016年1月7日《中国科学报》）称，到2015年9月，已经有26所国立大学确认，他们有意在2016年学年以及以后的年份，关停相关的系部，或者使之转型，以更好地满足社会之需。另有17所国立大学表示将录取人文学科的学生等，其他的则将取消有关法律与经济方面的选修课程。这样的国家发展战略，到底将多大程度影响日本的人文学以及国民，我很关心。
趁今年1月访日之机，我一走一问，为何你们会出台如此的决策，以及实际影响到底有多大?大致答案是：虽然有国内外排山倒海的反对声浪，但此政策正积极推进，且也有不少热心者。其次，东京大学与京都大学不会受此政策的影响，但其他国立大学恐怕扛不住，因如果你不随风起舞，国家不给这方面的学科拨款，你高雅不下去的。再次，因国情不同，所谓将优雅的人文学交给私立大学承担（引用美国的例子，常春藤大学都是私立大学），用纳税人的钱供养的国立大学，必须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实事，这一思将严重制约日本人文学的发展。削减人文学经费最直接的效应是，因考虑日后出，好学生不再选读此类专业。以我熟悉的各名校中国文学专业而言，博士生基本上都是外国人，本国学生已经“谢绝参与”了。短期看不出来，长此以往，后果会很严重。所谓“风起于青萍之末”，日后将酿成何等风暴，目前很难预测。想想明治时代的启蒙或大正年间的教养主义，如今的国策调整，真的让人看不懂。
之所以取消人文学，是为了将有限的经费投入科技事业，增强国家（以及大学）的竞争力。或许，与眼下中国人的过分自信相反，今天的日本人，是不是对未来太悲观了?这才会不顾名誉的损失，采取如此决绝的手段。某著名日本教授提醒我，放长视线，日本是武士的国家，中国是文人的国家。前者讲究实用，直截了当，不顾毁誉；后者更多文饰，即便心里不喜欢，也不会公开说出来。想想也有道理，在中国，没有一个大学校长或主育的官员会愚蠢地公开称人文学不重要，但他们心里到底怎么想，那就很难说了。
关于人文学在当下中国的命运，也有很乐观的。近日读王学典《中国向何处去：人文社会科学的近期》（《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感慨很深。文章称，习总2013年11月26日到山东曲阜考察时进了孔庙，2014年9月24日又在国际儒联发表关于儒学和传统文化的长篇讲话，加上“到大学去看望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儒学的代表人物汤一介先生，而不去问政于厉以宁、林毅夫诸位有巨大影响力的经济学家，这就带有特殊的意味、特殊的标志性”。在他看来，“一个全面本土化的时代已经开始，我们正在进入新的时代”。文章中有这么一段话，值得仔细玩味：“的确，近30年学界的一大变化，如同陈平原先生前几年所言，是社会科学的崛起，在我们身边悄悄地崛起了一大批学科，而且这些学科出尽风头。我个人认为，社会科学的好日子可能差不多了。尽管你的收入可能还很高，但是社会科学从目前开始，高速发展的局面已经停滞下来，至少正在进入一个比较缓慢的发展时期，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社会科学背后的预设都是主义、普世价值、价值，所有的学科都是的。”庆幸以为根基的社会科学受阻，人文学因而获得很好的发展机遇，这种心态我不喜欢。更何况，这里所说的“正在从边缘重返主流”，主要是指古典学术、传统文化，甚至集中体现为儒学。“传统文化研究、国学研究、儒学研究的春天确实已经到来，最佳机遇已经到来。在中国人的观念中，要想成就一件事，特别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三者平衡与配合，而在这三大要素之中，最重要的是天时，天时现在已经到来。最近国学专家、儒学研究人员非常忙。以前光社会科学家忙，现在搞传统文化、搞儒学的人也非常忙，东迎西请，不亦乐乎!”作者很，描述也大致准确，只是基本立场我不太认同。
没错，“时势”确实能“造英雄”，但作为人文学者，我更推崇的是“之，之思想”。尽管力量很有限，却既不想揣摩上意，也不愿依赖天时。另外，参照国外的经验，人文学退居守势是正常现象，突然变得炙手可热，反倒有点行迹可疑，必须保持。还有，儒学既是一个研究领域，也是一种立场，儒学家不能代表所有的人文学者。儒学复兴，并不意味人文学迎来了真正的春天。比如，我研究五四新文化，就不会有这种感觉。当然，我也注意到，去年各地纪念《新青年》创刊百年，不少学者已经调转船头，转而强调五四没有反儒、传统文化并未断裂，或五四新文化人之缺乏主体性、过于崇洋媚外等，确实是风气陡变，一叶知秋。
最后，回到“学科”与“学人”之间的微妙关系。学科兴盛，学人八面风光，也走得比较顺畅，这我明白，也能充分理解。但多年经验告知，人文学的命运与人文学者的前途，最好分开来谈。具体的人文学者，任何时代都有因缘凑合而飞黄腾达的，但这不说明任何问题。看问题最好大处着眼，切忌以自家境遇的顺逆与悲喜一推演开去。作为“位卑未敢忘忧国”的一介教授，谈及人文学的命运，我有三个维度人文学在国家文化地图中的、我自己的切身感受、人文学专业研究生的处境及发展空间。只讲天下大势，很容易显得空，没有力；只谈自己的境遇，很容易由自恋自闭；至于第三点，则纯粹是当教师的思维定势我不能不为后来者考虑。
谈国家需要，也说个人利益；看前辈榜样，也观后辈出，如此放长视线，在五十年乃至一百年的框架中思考问题人文学者到底该如何适应已经或正在变化的世界。小而言之，在综合性巨型大学里，我们要学会与其他学科对话，大声地、合理地、聪明地说出人文学的意义，而不是赌气或骂街，那样才能获得别人的理解与尊重。
以上所言，既不是《隆中对》，也不含锦囊妙计，只是人文学存在某种危机，必须认真面对，而不是或回避。面对各种合理或不合理的压力与需求，无论你选择何种应对策略，最好能保持对话状态，若一味孤芳自赏，不理人家，人家更懒得理你。在这个意义上，大学史研究，或许可以提供某种知识视野与价值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