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说上大学，我家祖祖辈辈务农，就连中小学，也没有人上过。我是我家世世代代出的第一个大学生。在我们上千户的大村子里也是独一无二的，空前的。我由衷地高兴，感到无比自豪。
在上大学之前，我一直是在农村生活，就是上中学也是在距离老家七十多里地以外的一个县城——安国一中。现在，我到了大城市，到了全国人民都向往的首都，这简直是“一步登天”了。
1960年9月1日来学校报到。晚上到达学校以后，教育系负责接待的老师和高年级同学对我们这些新生倒是都很热情。但进入学生宿舍，个个都是新面孔，互不相识，这使我有点儿紧张，感到茫然不知所措。
刚入学时，我们是八个同学一个宿舍。那个时候，都是穷学生，谁也没有多少行李。不像现在的大学生，不论，也不论是城市还农村来的，谁的行李也不少，上个大学大包小包的，全家人背着、扛着护送到学校，就像是举家搬迁。
那个年代，同学们都很朴实、厚道、单纯，同宿舍的同学关系不错，互相尊重、爱护，团结友爱，互相帮助，很快就处得像兄弟，从未发生过什么矛盾和冲突，更没有发生谁排挤谁，谁谁的现象。
在班里，我是年龄最小的，是小弟弟。因为我高中只上了两年就考上了大学。大家都很爱护我，没有人过我。上小学、中学时都有人恃强凌弱，仗势过我。我父亲早逝，没有依靠，身体孱弱，个子瘦小，胆子也小，我无力跟他们抗衡，只好，，忍气吞声。
我们同一宿舍的同学相互认识以后，都觉得还是很亲切的。但我从来没有出过这么远的门，举目无亲，躺在床上就想家，想我的爷爷、奶奶、母亲、妹妹、弟弟，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我也从来没有住过楼房，觉得很新鲜。宿舍是双层床，我年龄小，身子轻便，就主动住在了床的上层。
床倒是很舒服，可第一个离开家的晚上，我失眠了。睁着眼睛看着雪白的天花板，翻过来，倒过去，怎么也睡不着。困得实在不行了，熬不住了，就在昏昏入睡的时候，只听别的宿舍的关门声，那是有同学起床了。“砰砰”的响声，震得我心烦意乱。你越是睡不着，它就越响，闹得我心里烦透了。好不容易，快到天亮的时候，我才眯眯乎乎地睡了一会儿。
我四处张望，目不暇给，看着哪儿哪儿都觉得新鲜。校园里到处都是高楼，甬道的两旁林荫茂密，还栽种了好多花，鲜花盛开，五颜六色，繁花似锦，学校就像个大公园。
大大的操场，一眼都望不到边，操场上老同学都在锻炼身体，跑步的，打篮球的，踢足球的，玩单双杠的……个个生龙活虎，龙腾虎跃，热气腾腾，充满青春活力。
这真是“名副其实”的大学，好大啊！我读书的中学是在县城，本来就觉得不小了，这大学要比十个中学还要大！
从今天起，我要在这所大公园似的学校里生活、学习五年，简直就像做梦一样。事实上，我已经真的进入了，过去的美梦，今天终于变成现实了。
我们教育系有三个专业：一个是心理专业，一个是学前教育专业，一个是学校教育专业。前两个专业的学制是四年，唯有学校教育专业学制为五年。我报了学校教育专业。我们的班主任是个女老师，叫什么？忘记了。哦，想起来了，叫吴庚，是一位很漂亮、和蔼可亲的年轻老师，就像我们同学的大姐姐。
入校之前，还没有分配专业。入学后，分专业的时候，老师要同学们自己填报志愿，我喜欢小孩子，想毕业之后到幼儿园当个教师，就按照自己的意愿填报了“学前专业”几个大字。
老师发现之后，微笑着告诉我说：“学前专业”是专招女生，是清一色的女生，人家是“娘子军”，从来没有男生进入那个专业，男生不能报学前专业。
我一个大男生填报学前专业，挤进“娘子军”队伍的事，一下子在年级里成了大家传说的笑话。全系同学上公共课的时候，学前专业的女生都拿我起哄，闹得我还挺不好意思的。
我们学校教育专业这个班共34个学生，除了应届高中毕业生以外，还有一些“调干生”，也就是已经参加工作的干部被保送上大学的。我们班有四五个调干生，我们的上一届更多，一个班有二三十个，应届高中毕业生占少数，调干生占大多数。
我们班这些高中应届毕业生的年龄，一般在20岁以上，那些“调干生”年龄就很大了，有的30多岁，有的都快到40岁了。调干生都已经结婚有了孩子，孩子小的上小学，自天津法院系统的田玉才，入学时就有了一个小儿子田苗；我们同宿舍的刘连枝，已经有好几个孩子了，孩子大的都上中学了。来自四川的、我们班所有人的大姐黎元锦，已经是的中年妇女，她的女儿已经是高中学生了，比我小不了几岁。
同学中的高中应届毕业生，年龄比我们一般同学也大一些，在上中等师范时就结婚了，自湖南的女生何凤娇，她的丈夫是她上中等师范学校的老师。
我们班还有三个维吾尔族的学生，一个叫阿布力孜，乌鲁木齐的；一个叫买买提。艾则孜的，是喀什的；还有一个是女生，叫莎尼亚，伊利那边的。他们是在民族学院学好汉语后转过来的。维吾尔族的男生都是高鼻梁深眼窝，满脸黑乎乎的大胡子，弄不清他们的年龄究竟有多大，问他们也不说，年龄保密是维族的习俗？不得而知。相处五年，一直到毕业还是个迷。毕业分手五十年后，去年暑假我到新疆，在乌鲁木齐见到我大学的室友阿布力孜，才知道他是1939年生人，比我大两岁。
我进入大学时是19岁，在我们班里，甚至在我们系的整个年级，我都是年龄最小的，只有我一个人的年龄在二十岁以下。大家都亲切地叫我“小弟弟”。
大学的课程开设得很多，算起来，五年内总共有十八门必修课程，还有选修课。上课使用的教科书，除了中国教育史和中国党史使用的是中国的，其他的专业课程基本上都是前苏联的教材。整个是“全盘苏化”。
我学习很用功，刻苦努力，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动力。脑子又好使，几乎所有课程都学得很好，每次考试都是4分或5分。只有外语（俄语）学得不是太好，因为在中学基础没有打好，信心也不足，有点儿自己，我定的标准是能得3、4分，及格就足够了。
每个学期末了，都要进行期末考试。每学期末考试三门课程，年年如此。我们的考试是很紧张的，大家都拼命争取好的分数。
我当然也不例外，每次期末复习时，我经常开夜车。把人都累瘦了，考试结束，每次都要掉下十来斤体重；放假回家休养生息，休息一个月，体重又渐渐恢复起来。年年这样循环往复。
所谓“复习”，说白了，就是背讲义。我们编了一个顺口溜：“上课记笔记，下课对笔记，复习背笔记，考完丢笔记。”考试一结束，就把学的东西，圆封不动地一股脑地还给了老师，一点儿也不留。
在大学四年级时，学校开设了中文写作课程，是由中文系的一位瘦瘦的女老师给我们班上课。她教得很好，我也最喜欢这门课。在课上，经常进行写作，我很喜欢这门课，喜欢写作文。
有一次，我写了一篇怀念我爷爷的文章，老师看了，很是赏识，也很。在课堂上，老师要我当全班同学的面朗读我的文章，受到同学们的好评。
教育系开设的课，几乎门门我都喜欢。特别是中国古代教育史和儿童心理学，这都是主要的专业课。教我们《中国古代教育史》的老师是毛礼锐教授，这教材是毛先生撰写的，是教育部指定的全国高校文科通用教材。《儿童心理学》是由朱智贤教授教，教材也是他编写的，也是教育部指定的全国高校文科通用教材。
我们的授课老师编写的教材作为全国高校通用文科教材，充分表明我们的授课老师是全国高校一流的教师。编写全国高校文科通用教材的老师亲自给我们上课，我们学生感到非常幸运，自豪。
我终于明白了，学校之所以称之为“大学”，不仅仅是因为学校校园面积大，也不是因为学校有大楼，藏书丰富。而根本原因是学校有“大师”，“大学者，大师也。”学校有在学问上造诣很深，为学术界所的知名教师。
除了学好必修课以外，我在课余时间，读了很多的课外书。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理想、追求，对自己的未来也没有什么设计；但觉得艺不压身啊，多读点儿书终究是不吃亏的，迟早总会有用处。
学校的图书馆与学校的办公大楼遥遥相对，也是一座八层高的大楼，很大，藏书很多很多。哦，我明白了，为什么叫“大学”，不仅仅是因为校园的面积大，更因为这学校的学问大，才称之为“大学”！
图书馆各个学科的书都有，五花八门，应有尽有，那真是知识的海洋啊！我从未见过那么大的图书馆，也没见过那么多的图书，图书馆对我来说就好像是一座知识的“宝库”，一直在吸引着我。
我经常到图书馆上自习，那里好，读书学习氛围浓厚，不好好读书都感到不好意思。平时没课的时候，总去开架书库浏览，就是看看图书的名字，就是翻翻图书目录，也有收获。
由于我经常借书，爱惜图书，书得好，守信用，能按时还书，图书馆的老师们都认识我。不管我要借什么书，不管有多么难找，他们都，到有八层高的书库寻找。我很感谢他们。
围绕着学的专业课，借阅了很多有关的图书。除此以外，还读了很多教育专业以外的书，哲学、历史、、经济、美学、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等都涉猎过，就连《圣经》我都仔细地读过。
图书馆有很多书自上架以后，从来没有人借阅过，图书后边的借阅者栏目中只有我“心”一个读者的名字。就这样，大大地开阔了我知识眼界，无意中做了深厚的知识积累。
大学时代读过的书，虽然并没有记住多少内容，但我毕竟接触过，那些书里都有什么内容，还是留下了印象。后来，我专门从事理论研究的时候，需要查资料，我至少知道到哪里去查阅。就如《学记》中所说，能做到“左右逢源”，其本义就是思考到了哪里，都能遇到知识的源泉。
由于大学时代读书多，接触书的面很广，有了一定的知识积累，对我现在从事家庭教育理论研究有很大的好处。三十多年的理论研究生涯中，我发表了三千篇文章，出版了五十多种书，一些年轻人很惊讶，说：“赵老师，您怎么写东西那么快，那么多呀？”
我说，这跟我在大学时代的知识积累有直接的关系。做学问，要渐渐积累知识，不能搞突击，要未雨绸缪，早做准备。
苏轼曾经说过：“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做学问是一个“博观约取”“厚积薄发”的过程，临时抱佛脚搞突击不成。
就是说，读书不能太功利，要把眼光放长远，尽量多积累，做充分准备，才能取其精华，为我所用，免得到时候为“书到用时方恨少”而遗憾。
上大学期间，因为家里没有劳动力，只有母亲一过冬的个妇女参加劳动，挣工分，我家的生活很困难。学校给我发了助学金，还发给了我一件过冬的棉袄，要不我很难度过寒冷的冬天。
上大学期间，正是我们国家遇到了三年自然灾害的时期，城市里的居民，口粮是定量供应的。不同的学生粮食定量不一样，比如男生就比女生的口粮定量要多几斤。男生一般是30斤，女生是25斤左右。
那时，不只是口粮少，还没有新鲜蔬菜，经常吃从外地运到的腌菜。那腌菜很脏，泥沙很多，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腌制的，就像垃圾一样。同学们经常要被叫到食堂用搓板揉搓、洗涮，要用自来水冲洗很多遍才能食用。学校的伙食清淡得很，很少能有肉吃，肚子里没有，根本吃不饱。
在学校食堂用餐不是直接使用粮票，而是每个学生发一个用餐卡，上边印上学生的口粮定量，吃几两就由食堂卖饭的大师傅给划几两。
绝大多数同学还是经得住了肌饿的严峻的，规规矩矩地使用自己的饭卡。但也有经不住的学生，有的偷窃别人的用餐卡，有的擅自涂改自己的用餐卡。就因为这个原因，有的学生受到了学校的处分，极个别的被学籍。民间有“为嘴伤身”的说法。为了嘴，断送了自己的前程，很可惜。
在大学期间，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我又是班里的文体班长，喜欢文艺和体育运动，几乎每天早晨都要进行长跑，下午要打篮球，春夏秋冬，一年四季都锻炼，就是冬天下了大雪也不间断，消耗热量很大。
人们不是都说：“半大小子，吃死。”那点儿粮食根本不够吃，肚子经常处于肌饿状态。每天最盼望的事就是吃饭，一下课，同学们就跟一群饿狼似的，迫不及待地奔向学生食堂。
有时候饿得实在是钉不住了，就想买一点吃的零食。我家里穷，哪里有零花钱呢？要买零食，也买不起价钱贵的。
有一次，我和我的同班同学靳希彬饿得实在受不了了，俩人就到学校东北角的社，花了一毛钱买了一书包的西红柿，怎么也得七八斤吧。那时候的钱很毛，东西不值钱，便宜得很。我们两个人，没有回到宿舍，就在学校四合院外西楼的西侧，席地而坐，连洗都没有来得及洗，在衣服上擦一撒就狼吞虎咽，一口气把整整一书包的西红柿吃光了。
就是这样，我们许多同学都了，我也是其中的一个。那感觉就是无精打采，浑身无力，那腿上、脸上用手一摁一个坑。根据学校的，凡是的学生，都免了体育课，让我们每天就像女人“坐月子”那样静静地躺在床上休息。
在自然灾害期间，我们学生的伙食标准，每月是11元多。自然灾害过后，国家给我们大学生的伙食涨了，每月14元多。那个时候就不算少了，还能三天两头吃上点儿肉。学生都心满意足。真是知足者常乐啊！
每年寒暑假，我都要回家。为的看看我的爷爷、奶奶和母亲，时间长了不见，我很想念他们，看他们是怎么生活的。同时，我也是要回家帮母亲干些活计。平时我在学校，不能帮母亲的忙，全靠她一个妇家干活，够辛苦的了。我心疼我的娘，放假回家，能帮她一点是一点的。
当时的火车票的价钱很低，从到才两元六毛钱。到了，再花几毛钱乘公共汽车到蠡县县城。然后步行18里地回家。
1961年，放暑假我回家，到了。正好我弟弟应征入伍，到参军。我的爷爷很有远见，在我们小时候，就曾预见说：
爷爷是根据我们兄弟俩的不同性格判定的。的确，我们俩的性格有很大的差异：我身体单薄柔弱，性格比较内向，稳重，能，喜欢读书；我弟弟身体好，有力气，能干活儿，性格比较外向，不大喜欢读书，好打架。也许我爷爷就是根据这些不同的表现做出这样的预测的。
我们兄弟二人的发展，还真的让我爷爷给猜中了，我考上了大学，成为读书人；我弟弟当了兵，很快就当了尉官。一个“文官”，一个“武官”。一文一武，文武双全。
在此之前，弟弟在的化学纤维厂当工人，那是引进的设备，在国内是建得比较早的化学纤维厂。他参军的那年他刚刚16岁。他是14岁的时候当工人的，用现在的话说，他还未到成年人，属于童工。那个时候，还没有未成年人保，录用未成年人也不违法。不管怎么样，能当个工人，在那时候还是许多农民子弟特别向往的，求之不得的。
他刚到工厂的时候是学徒工，每月的生活费才几元钱，后来涨到十几元钱。钱是不多，但毕竟有了工资收入，减轻了我母亲的负担。
他刚当工人的时候，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没有粮食吃，上顿下顿老是吃水萝卜，他在厂里根本吃不饱。离家又很远，家里也不能给他补贴。
听我母亲说，1960年，弟弟过年回家时，晚上服睡觉，我母亲一看，弟弟的身上很瘦，那腿上也没肉，瘦得都滴里搭拉的，完全就是。母亲心疼儿子，伤心地掉了眼泪，一夜没合眼。就是这样，可也不能把弟弟给叫回家，那毕竟是工厂，将来会有发展的。
但弟弟入伍时，母亲也没有到送小儿子。尽管从我们家到也就是一百里地的距离，乘长途汽车也花不了几个钱。但那几个钱家里还是没有，只好让弟弟一个人离开到当兵。
弟弟先到了新兵连，他们的驻地是在西郊一个叫沙窝的地方。暑假过后，开学了，我一到就去新兵连看望了弟弟。
我惊讶地发现，弟弟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那小脸胖乎乎的，红扑扑的，就像是吹喇叭的，都鼓了起来。弟弟的个子比我高，肩膀宽，小胸脯挺了起来，一派威武雄壮的气势。我很高兴，赶紧给在老家等消息的母亲写了一封信，告诉她我见到弟弟的情景，让母亲放心，高兴。
在新兵连训练了一个月，他们就去了大兴县的安定附近的一个村庄。后来，我到那里看望过弟弟。再往后，弟弟所在的部队是中央警卫团，驻扎在民族宫，在一些中央单位执勤站岗。不久升为军官。
那个时候管得非常严格，不允许做买卖，说做买卖是搞“资本主义”。但母亲要供给我上学，得想办法挣钱。
母亲在家是种地的，用我们老家人话说，就是“在土里刨食儿”，哪能挣得了钱？我们当地盛产棉花，有织小土布的传统。棉花用土纺车纺成线，使用那种很落后的织布机，完全是手工操作织成窄幅布。那小土布织得很好，农民穿着干农活很适合，耐磨，结实，又很便宜。我小时候就是穿的这种布做的衣服。在三年自然灾害那些年，我们那里有很多农民出去，到全国各地卖那种小土布。
不过，出门卖布的一般都是“老爷儿们”，妇女基本没有去的。因为出去的时候，要经过很多次的检查，上汽车要检查，上火车还要检查。为逃避检查，要东躲。下了汽车、火车，还要步行很远的；而且，白天不能走，只能走夜。要是被查了，携带的小土布就要被。一般情况，要去到很远的地方，还不能到大中小城市，只能到那些偏远的山区或特别落后的地方，人生地不熟，两眼一，很。
那时候，还没有集市，要走街串户，挨家挨户去兜售。因为赚不了多少钱，晚上也舍不得花钱住正儿八经的旅馆，不是睡在火车站、汽车站，就是借宿在农民家里。因此，一般都是大老爷儿们去卖布，妇女是不敢去做这种买卖的。
我的母亲与别人不一样。我们家里没有男劳力，母亲里里外外都是一把手。我在读书，我弟弟在当兵。我上学需要花钱，家里没有人能挣钱。为了省下家里的那点粮食，我母亲舍不得吃，就到别的村子去讨饭。我的爷爷奶奶，那时候都已经80多岁了，他们不能出去讨饭。母亲讨饭还要供养我的爷爷奶奶。她到过很多的地方，有时候要到离家60多里的地方去要饭。因为离我们家太近了，大家都那么穷，根本要不到吃的。
讨饭，只能解决吃饭的问题，我上学要花钱的问题，还是解决不了。没有别的办法，我的母亲就把自己当男人使，和我们村的年轻人一起搭伴倒卖小土布。
1962年，我的母亲第一次到看望她的两个儿子。母亲并不是特地到看望她的儿子，母亲平时肯定实在想念在的两个儿子。虽然距离很近，但她不可能特意来看望两个儿子。因为要花钱，她没有这种闲钱。
母亲的到来，使我感到很吃惊。我和弟弟陪母亲到、故宫、北海转了转，让母亲开开眼界。还在前留影做纪念。
据母亲说，她是跟我们村人一起到山西的大同、浑原一带倒卖小土布。这些地方，后来我都去过，那里离平型关不远，很荒凉，到处都是光秃秃的山。
他们出发的时候，不能把货物公开扛在身上，要隐藏起来。怎么掩藏？他们把小土布紧紧地裹在腰里和两条腿上，然后穿上衣服，把自己的打扮得很臃肿，为的是逃避检查。
他们去山西卖小土布的时候，正值夏天，是九月份，天气还很热。大夏天，天气那样热，把厚厚的小土布捆在身上，你说得有多么热。
这一上，他们舍不得花钱在饭馆里吃点什么东西，是自己随身带了一些干粮，饿了，就就着山边的泉水吃几口，然后接着继续赶。为了避免身上货物被查扣，他们只能“昼伏夜出”，白天找个地方休息，晚上才敢走家串户。
母亲说，他们怕被查扣，不敢正正地走那大道，专挑那些人烟稀少的崎岖山走。那小修在山腰，一边是高高的山坡，一边就是哗哗流淌的河流。要是白天走还可以，比较安全；但白天不能走，也不敢走，只好在漆黑的夜里行走。母亲心有余悸地对我们哥俩说：
“想起来还真的很后怕，那上非常，一不留神就有可能掉如那万丈深渊。要是真的出了事故，你们哥俩连母亲的尸体都找不到。”
我听母亲这么说，非常难过，也特别后怕，很怕出什么事。我们从小就没有了父亲，家里就剩母亲了，母亲是我们唯一的依靠。要是真的出了什么事故，我们兄弟会后悔一辈子的。
“娘，我不上学了。我不让您再为我上学去冒这么大的风险。我回家，帮您干活儿。我长大了，现在什么活儿也能干！”
“以后，我再也不去倒卖这小土布了。咱们村的孩子，就数你有出息，就你考上了大学。这大学，你还得给我上。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娘再想别的办法，一定要供给你上完这大学！”
先不说对得起别人，我首先要对得起我的母亲。母亲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供我读书，我不能没，不能让母亲失望，不能让母亲冒着生命的辛劳付之东流。
当初毕业分配时，学校是要把我留下来在大学当教中文的老师。后来，我们学校的一附中到师大来要毕业生，说需要一个年轻一点儿的毕业生，准备做学校的团委。我毕业那年是24岁，在我们教育系所有应届毕业生中数我最年轻，学校就把我推荐给了一附中。我愉快地接受了分配。
在附中，我先是做少先队总员，兼任班主任，年级组长，后又做学校的团委。1973年，我32岁时，被选为学校的党总支，主持学校的工作。
在当了八年附中的，工作十五年之后，1980年，我39岁的时候离开附中，被调回师大教育科学研究所，从事家庭教育理论研究至今。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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